鲁迅先生是一个曾经一度没有争议而现在争议颇多的人物。有争议自然较没有争议是很大的进步，但甲觉得，在发表意见的人们中，很有几位其实对鲁迅不甚了然的。这本怪不得人们，官方史向来只提供结论而不提供过程，只注重主体而不注重其他，因此我们不大能够读到曾与鲁迅交游或交恶过的岂明、焕卿、行严、雨僧、适之、望道、雁冰、玄同、半农、西滢、实秋、玉堂、志摩、达夫、秋白、季茀、烈文、兼士、挺岫、懋庸、仿吾、伏园、雪峰、小峰、霁野、素园、长虹、丛芜、伯简、漱美、乃超诸人的著作，即有也是或求“代表性”故而单面的选本，或抽去骨头的“美文”，无从建立他们的整体形象，对时代大背景也只勾描一个粗率的轮廓，至于当年的文坛景色更是（常会变的）几笔写意，几乎并轮廓也无。所以我们即使读了《鲁迅全集》，也不过是在这轮廓下看鲁迅的一言堂，那印象自然常常是片面的，若只读他对一人一时一事的“杂感”而不知彼人彼时彼事的来由，大约会觉得此翁褊狭近于无聊，甚或有无端起衅之讥。何况有些朋友的了解止于上学时课本所选的几篇鲁迅文章，而且早已被老师折磨得了无生趣。那么这一点资料何以服众：凭什么他就被封为这个家那个家，大师、巨人和旗手，在56岁的一生中，他除了写些小说，大量骂人，不断吸烟以至于患结核而死外，还做过什么？
鲁迅还做过什么，甲试着来说一点，并努力慎做评论。态度摆明在先：甲是认为鲁迅的地位并非哪个团体强加，他也可以居之无愧的。
（凡例：梁任公启超自序其《李鸿章传》有言：“故吾近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本文亦企图稍稍涉及其时名人大事，使人回到背景，或可助益于理解其动机。言及当年人物，或以字行，或以号名世，至文中主角之为众所知，亦非本人姓字。为求整齐划一，拟对诸人称字、号、笔名为例，惟引用原文则仍之，而将该人本事略叙于次，大奢遮者不注。凡此致行文冗长琐碎，说话儿的笔力未逮也）
其生 其死 其时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在一个读书种子之家（据说是周敦颐的后裔。据其祖父著《恒训》，则周家自明万历年间已是望族，因太平军蹂践会稽而至家道中落）。祖父周介孚（福清，字震生）1871年（同治10年，33岁）会试中三甲15名，看来殿试考得不错，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是位令人艳羡的“太史公”。介孚脾气坏，在知县（江西金溪县）任上忤了上司，被两江总督沈幼丹（葆祯，福建侯官人，林文忠公则徐外甥兼女婿，于台湾有开创之功。为政求卓异，“精核吏事，治尚严肃”，这一本连参部属12人，给介孚的考语是“颟顸”）劾罢（吏部处分本是改教职，但依例知县改教职只能在上任半年内施行，介孚官是做了3年，于是休致），后卖田捐到候补资格，1888年补得内阁中书（从七品，典职“掌撰拟繙译”）。1893年丁忧回籍，坐乡试（癸巳恩科，为明年慈禧60万寿的会试做准备）为人通关节事发，介孚遁走，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凤仪）从考场被捉去抵罪，介孚料不能免，出来自首。科场舞弊事关国家抡才的大事，例有死罪，但其时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又恰值太后万寿，无人再愿兴起大狱，奉旨审理的浙抚崧镇青（骏，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8年举人，先后抚苏浙，史称“所在兴利除弊”，此案未定谳而亡。《清史稿》本传云“17年卒于官”，盖误也）就存了个大事化小的想头，强调介孚的自首和未遂，拟杖百，流3000里。刑部复奏如议，朱批定为斩监候，实际系狱7年，1895年11月上谕免勾，1901年1月获释，这年鲁迅已21岁（此案名头颇大，见《光绪朝东华录》。大约是介孚经手银万两，替5个秀才买举人，顺便带挈自家孩子周用吉即伯宜，关节则是“宸衷茂育”，企图嵌入“起讲”。但买家派来跟着的佣仆陶阿顺是个蠢物，误投贿书至主考殷如璋座船而事发，介孚可也倒霉得很）。介孚的监候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死缓，老实捱过缓刑期就保得住性命，而是实在的候死，每年都有可能行刑（刑部拟罪原系杖流，光绪皇帝朱批改监候，一反向来部拟较重，朱笔轻减，以示恩出于上的惯例，据云曾令老吏错愕。有台湾小说家兼学者高阳为文考证，查该案批于旧历12月25日，新正在即，年内所有案件本日必须了结，因此奏折常积压至二三百件，光绪或出烦躁迁怒云）。开初两年每次秋决之前，周家都要凑一笔钱打点刑部，后几年性命虽可无忧，人事仍少不得的，就这样花光了所有积蓄。“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伯宜死后台门各房分家，颇不利于鲁迅所属的智兴房。鲁迅遭叔祖父周兆蓝逼迫画押，虽未屈从，受刺激相当深，后采入小说《孤独者》）家里突遭大变故，曾把鲁迅寄在安桥头（“鲁镇”，那里的居民差不多都姓鲁的）外婆家（外公希曾已在1884年辞世），旋随长舅怡堂迁小皋埠，历半年余，竟被台门中人视同乞食者，颇遭冷眼（好在舅母的弟弟有大量小说看，《故乡》和《社戏》里也还有小朋友。周作人从小舅居，那时不过八九岁，还在溺床，呆呆的只不理会）。少年的黯淡经历塑造了鲁迅的性格，从他的作品中，自然不难读出愤世的。除此还有“绍兴师爷”禀赋的遗传，与李莼客（慈铭，人以为一名士耳）有交往的介孚恃才傲物，常在家里咬指甲骂人，自昏太后呆皇帝直骂到子侄，骂得很是刻薄。他又偏心，溺爱幼子伯升（又名凤生，介孚妾章氏所生，1897年入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毕业后任职海军，1918年身故，寿37岁）而苛求长孙鲁迅，鲁迅在学堂考到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伯升考倒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凡此未必利于儿童心理的成长吧（鲁迅后来将祖父毕生的书信日记付之一炬）。不过父亲伯宜为人倒和善，对小孩子也好，虽督学甚严，却从不打骂的（周建人说小时候见父亲打过两位哥哥，鲁迅和周作人的回忆则否）。他不许孩子无端欺负别人，但如受了欺负，就该强硬应对，回家告状总没什么用。一个人的性格总会带着童年的影子的。伯宜虽功名上淹蹇（只是个被革秀才），却还有一定眼光，据周岂明（作人，少鲁迅4岁）忆及，大概是1894年秋冬之交，伯宜在大厅明堂里同两三个本家站着，面有忧色的在谈国事。鲁老太太（瑞）又曾说过，伯宜讲现在有四个儿子（幼子椿寿那时还没有死。“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椿寿独夭折，可知天心不从人意），将来可以派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在甲午年的晚秋，“变法的空气还一点没有，他的这种意见总是很难得的了。”（岂明《鲁迅的故家•伯宜公》）
祸不单行，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伯宜放归后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甲午）年病倒（岂明回忆是这年冬或次年初），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于是至死不信中医（很不幸，他家所请的姚芝仙是“著名”的江湖流医生，后延医何廉臣，似乎是比较平实的，但不知为何鲁迅对廉臣更加恨恨，或者伯宜到他那儿时已金石罔效，到头来在他手里死去，鲁迅把帐算在他头上了吧），终于东渡日本，从学医开始了一生的征途。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1898（戊戌）年他18岁，旧历12月（西历已是1899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岂明也来了）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很受里人鄙视，人们读书是为了应试，绍兴人至不济也要做个师爷，“好男不当兵”，怎能去甚么水师学堂呢？更何况这学堂的课程，一周足有四五天是洋文，“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奚落而且排斥的。”（乡里传说，犹以洋人为妖魔）
鲁迅这时候就已经立志不要八股了么？似有可能：那是戊戌年，因甲午战败的刺激，“维新”成为流行语。而事实上他家学渊源，自幼（7岁）从叔祖父周玉田（兆蓝，秀才，鲁迅回忆是个胖而和蔼的老人）开蒙，12岁转入三味书屋，师从耆儒寿镜吾先生（怀鉴，同治8年秀才。为人方正，尚气节，崇礼义。感时伤怀，因绝意仕途，归三味书屋设帐授徒，课童以年8人为限，授业不囿于时文，而重文采。“三味”者，其子洙邻以为典出《李淑书目》：“诗书为太羹，史为杂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其孙寿宇则以为取义“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鲁迅1892年旧历2月入塾，读书５年），旧学的底子是很笃实的。在三味书屋已读完了十三经，开笔做了八股文和试帖诗，而且就在赴南京的前一个月参加童子试，中三图第37名，是个“童生”，有了进学的资格了。就读水师学堂之后，还托人代考府考，中八图第30名，以便在“大案”上保留名字，将来能够参加院试考秀才。家里给他留了后路，说他这时就打消了科甲出身的愿望而立志从戎报国总有点根据不足（鲁迅在南京刻有“戎马书生”章，自名“戛剑生”）。其实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书院要一应用度，水师和矿路学堂是有津贴发的。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椒生（庆蕃）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揆理当有照拂。诸看官，鲁迅到宁后将本名自樟寿改为树人，是椒生的手笔（据岂明解释还是因为当兵教人看不起，故例以假名充数，谁知道那竟成了鲁迅的学名）。
（甲注：岂明1936年10月作《关于鲁迅》，收入《瓜豆集》，解释鲁迅得名来由甚详：“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张之洞还是之万呢？来访，因此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为寿某，祖父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戊戌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唯言落草时张香涛兄弟之一来访介孚事或有跷蹊。查光绪辛巳即1881年，张子青年届70，已开缺回籍。明年正月起复，任兵部尚书，他不大可能在此时入京的。香涛这时正在做清流，但已官符如火，一年内连升数级，刚刚擢了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班二品，年底就实授山西巡抚，成为方面大员，而且山西没有总督，巡抚总揽军政大权。这年闰7月，农历8月初已到了公历9月底，距香涛外放只两个多月时间。内阁中书官微职小，但得预机密，往往颇受重视，是军机处章京的预备。香涛在这个时候以二品上官拜访一位七品中书，果有何意呢）
不过鲁迅天性较活泼倒是真的，很多幼年的爱好伴了他终生。他从小流连在废园里玩耍，以后演化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现存一本陈淏子编《花镜》，上有鲁迅亲笔批注，如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山土栽亦活”云，该是他十几岁时的手植经验）。读书后喜欢描画插图，因此弄了好些游记、小说和志怪来看，也就拓展了文艺的眼界。据岂明开列的书单，他弟兄少年时已远逾时文的藩篱，而颇受了《楚辞》、《文选》、《世说》、《文史通义》的影响了。在学堂由于不必考虑科举，得以向旁侧着眼，对唐诗、笔记、传奇多所涉及，洋文的学习更使他们可以接触外来文化（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曾出题《华盛顿论》考汉文，致汉文教员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啊？”鲁迅终身称明震“俞师”），几年间已经认识了赫胥黎、孟德斯鸠、嚣俄（雨果）、仲马，又得阅览处的便利，读到《新民丛报》、《时务报》等时论，梁任公卓如（启超，有子梁思成、思永）的“报章体”文风和严几道（复，福建侯官人，思想界启蒙者。曾公派留英，回国任福州船政校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 办，1912年为北大校长。其孙女婿名辜振甫。陈家、林家、沈家、严家诸福州大家常结婚姻，互为亲眷）、林琴南（纾，福州人，号畏庐，不识洋文之翻译家。与几道并称两大家，交情莫逆）的译笔，也多有领略了。
朝廷的“洋务”说到底只是一个讽刺，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那是1902年的事。
去日本？这紧邻由于其中华文明影响圈的特殊位置，长久做学生而一朝强盛的特殊历程，成为那时留学生的首选（自同年慈禧狼狈回京后，决心在法律、军事、金融、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中国由此而向近代化蹒跚前行。虽有教科书的基本否定，请相信这老女人的诚意。总之相应地官家开始大批派出留学生，留日人数亦比年攀升，到1906年达到高峰，超过12000人），人们梦想着在这个有相似传统的环境里找到可使国家突然蜕变的良方。学医？因为父亲么？还是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在？鲁迅倒谈过志愿，他是有雄心的：“……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那他何不干脆和多数留学生一样，直接学法政呢？至于第二热的理工总归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孙中山先生（文）也学医（中山有个头衔“逸仙博士”甲很诧异。盖中山于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此后即参加工作，那学校不会直接授博士学位的吧。孙博士怕还是Dr.Sun，孙大夫的意思），郭沫若（鼎堂）也学医，任公言“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几道著《原强》，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魄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决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看到日本的成功，“医学救国”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股风潮。
鲁迅乘日轮“大贞”号自南京过上海放洋，1902年4月经横滨抵东京，未被军校性质的成诚学校录取（因为身材矮小？），改入弘文学院，那是专为留学新人补习日语和理化等科基础知识的学校，年初始设。1904年，因不满东京留学生的浮嚣，鲁迅离开弘文学院（似乎是毕了业的），往本州宫城县首府、人称“学都”的仙台（伊达政宗所筑）学医，几代中国人也就知道了广濑川边这个蓊郁的古城。但不足两年，饱受医学专科学校的同学歧视，在日俄战争的图片里痛感国人的愚昧，鲁迅于1906年3月15日退学，决意走文艺救国之路，去改变人们的精神（竹内好说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鲁迅从中收获的是屈辱）。这自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在东京就已表现出对文艺的极大兴趣，课余所思所论，也不离“中国的国民性”等，刺激云者不过催化而已（鲁迅的头脑虽然十分科学，他的医学知识却不怎样高明。藤野严九郎似乎曾表达过要传衣钵的意思，但他毕竟学习时间太短，成绩一般，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中7科总平均分仅65.8分，在同级142人中仅列第68名，那说法作不得数的。其实藤野严九郎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教授和乡间医院院长，对这位教了一年多的学生只有一点平淡的回忆：“把那么少的亲切，当成了这么大的恩谊。”）。岂明说：“鲁迅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或则取其反抗压制也。”鲁迅在日本剪发辫（据许寿裳回忆在1902年，是江南班第一个，其时张继、邹容、陈独秀尚以剪辫辱人也。回国后迫于压力，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而在《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袁世凯政府所聘顾问，澳大利亚人莫里循所摄的慈禧葬礼照片上，已能见到剪了辫子的新军。那么至迟在1909年，至少在北京，辫子与头颅并非不可分离。但这是否属于地域与行业的特例，甲尚不知情），倡言“摩罗诗力”，讴歌斯巴达300士（著文《斯巴达之魂》，载孙江东、蒋百里、许寿裳所编之《浙江潮》，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拜伦、裴多菲，凭吊朱舜水，翻译俄国、波兰作品，他这时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还写了些介绍科学的文章）。他把剪了辫子的照片大洗特洗，分送朋友。岂明喜欢极了，“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甲注：明治维新与西医的关系大略如下：自16世纪，欧洲传教士把西医带到日本。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等译荷兰文解剖学为《解体新书》出版，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称兰方医。1823年，德国人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医生来到长崎，为日人讲授西医，高野长英、伊东玄朴、小关三英等就学，在他们门下又出现了一大批医师、学者、教育家、思想家，日本人从此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兴趣，汉文化渐处下风。到19世纪中叶西医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冲突迭起，政府的反应即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1868年天皇睦仁行明治维新，先后颁布《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始行废止汉方医全盘欧化的政策。1874年日本颁《医制》， 1876年颁《医师职业法》，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使中医逐渐式微，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大概可以说，西医的引入，是日本社会变革的开端。）
文艺救国的计划正开始施行，竟意外多了个插曲。1906年，鲁迅的家乡忽然传说他已在日本结婚，甚至有人说亲见他带着日本妻子在神田散步。家里早给鲁迅定了山阴丁家弄朱家女儿名安的为亲（事在鲁迅负笈南京期间。据族叔周凤纪言，鲁迅知道后，给母亲复信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不得，又向未婚妻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放开小脚，二是上学堂读书，但朱家置之不理），闻讯大急，以“母病”赚他回国完婚。鲁迅到家才知道上了恶当，为不忍令母亲伤心，只好任由摆布，举行了婚礼（时在7月6日，农历6月初6，鲁迅是年26岁，朱安29岁。岂明《知堂回想录•六四》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这位妯娌即是玉田的儿媳），但不肯圆房，婚后3日即（同了取得留学资格的岂明）再赴日本，这一去又是3年。回国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两夫妇各处一室，休说肌肤之亲，每天话也少谈。他的书房“大太太”是进不得的，她也全不能理解他在做着什么。鲁迅对许季茀（寿裳，终生挚友也，1948年因政见不合被刺于台北。本字季黻，鲁迅在日记里总是称他为“季茀”或“季市”，姑且从之吧）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地供养她。”朱安女士是彻底地被牺牲了（朱安50岁那年，接到鲁迅的婚讯。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爬到顶的。可现在我没有力气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但朱安颇知顺受，能接纳鲁迅的妻儿）。很多人因此而不直鲁迅，其实平心而论，他又能怎么办？人毕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顺从老母也属常情（《在酒楼上》吕纬甫的“骗骗母亲”，《孤独者》魏连殳的领薪水立刻寄给祖母，也都如此吧）。何况朱安是典型的旧式妇女，若被悔婚一样要算休妇，在娘家更受轻视。那么就如胡适之（适）与江冬秀夫妇怎样呢？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人都那么圆滑吧。
兄弟俩在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寓所（与季茀、钱均夫、朱谋宣合居，因署名“伍舍”）里紧张地工作和学习（养成了好些不良生活习惯。吃糖，让他牙不好；吃辣，让他胃不好；吃烟，让他肺不好；吃酒，是他愤激时纾解的一途），办杂志《新生》不成，译小说《域外小说集》劳而无功，只在河南留学生的刊物《河南》（总编辑倒是江苏人刘师培）上陆续发文练笔（文章多收入《坟》），每周日与季茀、钱玄同（夏，湖州人，新文化运动猛将，文字改革奠基人之一。有子钱三强，物理学家）、龚未生（宝铨，嘉兴人，太炎长婿也。辛亥后感于时局，趋向佛学。洪宪时谋划浙江独立，死于1922年）、朱迭先（希祖，海盐人，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史学会发起人，史家也）等十来人同往民报社听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说文》。太炎赤了上身，盘坐如泥菩萨，笑嘻嘻纵论文字，如是者近一年，至鲁迅于1909年6月归国。鲁迅从章氏问学，据他自述是为了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但为革命而听小学，多少有点难以索解。其实革命固然是一个方面，对学问的喜好也是重要原因。鲁迅远不算太炎的私淑弟子（那或者要数到黄侃），而受太炎影响甚深，令他终生敬礼不衰。学问上更凿实了小学的底子，在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大有用处——只有了解，才谈得到批判。日后当他轻倩地“拈”着海归而要作古文的吴雨僧（宓，陕西泾阳人。1926年自美回国，任东南、东北、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提倡古典主义。后入西南联大，一生执教）所犯文字和语法错误，随便提及某先生（甲忘记是谁了，好象是个搞物理的）偏要超越学科评论说古“德”字写法上“直”下“心”，因此有德就是要把心放直，而竟不知道“心”上面的不是“直”字，那种行家的抛弃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此外，太炎的推崇魏晋，出入佛学，在鲁迅身上都看得到影子。鲁迅自承早年作文“喜欢用怪异字和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改做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域外小说集》译笔之顽艳，带着很强的六朝志怪文色彩）。刘半农（复，江阴人，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巴黎语言学会会员，以比较法决定四声及文法，创“她”、“它”字。有弟刘天华，二胡国手）曾赠鲁迅一联，道是“托尼学说（托尔斯泰与尼采），魏晋文章”，朋友认为甚切，他也不加反对的。
至于民族革命，那段时间日本，尤其东京，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留学生多数有救国志愿，大批党人避难东来，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很多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是一段时间内系列运动的总集合，在本质上我们叫它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时代局限，有相当的传统气息，其革命组织也就还保留不少会道的味道，有时简直就象黑社会。比如各组织统以排满为主旨，以对首脑的个人效忠为会规，以乡谊为纽带，形成一个个山头（各会党联合章程有一条云凡犯规以刀劈之，又有红缎票布，持之者是“龙头”）。蔡孑民（元培）、陶焕卿（成章，绍兴人。性偏狭激烈，力主暗杀，为中山政敌。民元，沪军都督陈英士风旨遣蒋介石刺焕卿于上海）、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之基干就是浙东人士，与广东人的兴中会抗礼，后合并为同盟会（两派从来不曾统一）。大概也有禀赋的关系，光复会更具侠烈味道。太炎和焕卿常抵掌纵谈春秋战国史事，又组织暗杀团，狙击清廷大臣。牺牲的徐伯荪（锡麟，自号光汉子，残清秀才，阴鸷有谋。办学堂、创体育会，百计反清。数往日本，与中山不相得。1904年入光复会，次年从焕卿提议捐道员衔再到日本学军事不成，回皖栖身巡警，以才干做到二品顶戴，而密谋袭占安庆。1907年7月仓猝举事，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不屈，剖心而死，年34岁）、陈墨峰（伯平，原名渊，在日本学制炸药，皖案中战死，年26岁），逃亡的陈子英（濬，与伯荪友善，同赴日习军事。皖案后逃往日本），都是绍兴人，被害的马子畦（宗汉，秀才，世家子，侠气非凡。由伯荪引入光复会。皖案中力战被执，死年24岁）余姚人。鉴湖女侠秋瑾为人豪直——鲁迅曾说她是给人拍手拍死的——因日本那时取缔各团体，主持留学生全体回国，老学生都表反对，秋瑾在留学生会馆掷刀桌上，宣告这些人死刑，有鲁迅和季茀在内。其浪漫类此。
鲁迅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一有空闲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中山的粤语讲演听不懂只字，也要去听）”，与乡曲会众多所往还。但鲁迅有没有入光复会呢？却是一桩公案。最有发言权的岂明断然否认，而季茀所编《鲁迅年谱》却郑重记载“是年（1908）……为光复会员”， 季茀是入了会的。哪个对呢，难有定论。林辰在1944年考证此事，结论是鲁迅曾入会，其根据也多属推论。他专为此询问过季茀，季茀复信说当时有会籍为凭，但会籍后来散落了。至于岂明的否认，季茀的说法是会中人即对家人也须保密，故岂明或许不知。这是否足资证明呢，甲仍不敢妄言（据胡风著《在混乱里》，有一回闲谈时鲁迅曾说及自己加入了光复会，“不过这事没有人知道。”）。
《两地书》中鲁迅对许景宋（广平）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他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景宋说：“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甲以为无论鲁迅是否光复会员，这意思是不错的。据增田涉回忆，鲁迅也有过一次机会被派去实施暗杀，但他要问一句自己死后老母怎么办，因而没有领受这一成仁的任务。这是管仲的干法，也是鲁迅的性格（1918年季茀丧妻，鲁迅函唁，大略说孩子们失掉慈母，固然不幸，却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是这样的思想。你能指望他领袖革命么）。
在日本，鲁迅和岂明表现出旨趣的不同。鲁迅对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差不多只重批评或译文，对盛行的自然主义也不甚感兴味，独热心于夏目漱石（日本“国民大作家”，以文风幽默和细致的心理描写见长，他的大脑在东京大学，头像在1000日元面值的纸币上）。他自己日后小说中轻妙的嘲讽笔致似颇有夏目氏的流风，而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和显克微支来，“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鲁迅与他们相类的。相比起来岂明受日本文学影响要深得多。他主张把艺术来表现个人的情思，故他可以走纯文学的路子，鲁迅却不能。故曰单以文学修养论，岂明不在鲁迅之下，倘言及思想深度，则瞠乎其后了（岂明人如其文，比峻刻的鲁迅散淡得多。曾因消极不愿译作，被阿兄飨以老拳）。
1909年6月鲁迅回国，一切计划再度被打断。据季茀回忆，岂明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婚（1909年3月18日登记），家用不足，需要阿哥资助，鲁迅只得停止了研究，放弃了留德计划，回国做事。由春天先行回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季茀举荐，鲁迅先做了该校生理学、化学教员（那大概由于学过医吧。鲁迅曾在学堂讲性学知识，他兄弟真是敢开风气之先），并负责在日本教习授生物课时从旁翻译，翌年因“木瓜之役”（与朝廷监学夏震武的抗争，鲁迅在其中的绰号是“拼命三郎”）改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校长陈子英留日同学；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是他那时的学生），以严厉著称。人们风闻他是革命党，难免敬鬼神而远之。鲁迅每月要给岂明寄钱，但他的俸禄过于微薄，故乡的老母妻子又无他收入，只好卖田度日。自1910年起，一年间已渐渐将分家所得的田产典卖罄尽，并开始计划出鬻公田里属于自己的部分。这样支吾到1911年早些时候，几乎山穷水尽，没奈何要岂明回国谋生。岂明还想学习法文，答以“法文不能变米肉”。做大哥的说出这话，鲁迅几乎要自打耳光，终究他还是老起面皮，亲赴日本催促了。岂明总算体谅家里的苦处，说通妻子，在1911年5月回到绍兴来教英文（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5中学教员）。鲁迅是欣慰了一点，但工作相当气闷，家乡人（要命的是还有知府）不喜欢他的没有辫子，他不喜欢这不喜欢，总想着再到别处试试运气。苦撑生活不过两年，这时的鲁迅已非复“木瓜之役”中“拼命三郎”之勇了。夏天他提出辞职，后经学生坚请，又回校主持校务数周。值9月全国举事，绍兴人心浮动，阖城士民、旗兵统皆惶然。鲁迅召集全校学生，挂刀整队，在市面游行一通，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以为革命军来了，文武官员遁走，一哄而致绍兴光复。杭州情况大抵类此，芜湖以锡纸裹两个鸭蛋称炸弹而光复，上海则有洪门张子廉偷取绿营全部炮闩，官军不能发炮，转眼溃散。这就是辛亥年的东南局面。绿林出身的王季高（逸，乳名金发，浙江嵊县人，豪侠好技击，弱冠后折节向学，光绪30年中秀才，而据山结寨，戕官夺械。与伯荪、秋瑾交厚。曾因伯荪案逃入山中。辛亥年出克杭州，主绍兴，几乎不能全名节。后经颠沛，1915年被浙江都督朱瑞所杀，中山叹惋。季高一度惑于害秋瑾之章介眉，终死介眉之手）自嵊县来，自立军政府都督，委鲁迅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并监学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绍兴人，留日学生，光复会成员，追随伯荪。爱农在日本经济拮据，被迫回国，此时潦倒得很），都是光复会旧人。这么说鲁迅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了，但看他在《阿Q正传》中的描写，给他个革命功臣的称号，未必便是佳谥呢。后来季高稍失人望，绍兴少年办《越铎》报监督他，借鲁迅和爱农的名字作发起人，亦可见鲁迅其时自有名头。
（甲注：武昌起事独孙中山无功。10月10日中山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餐馆打工，接电报兼程回国，在华盛顿、伦敦、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失败，于12月21日抵香港，25日偕粤督胡汉民到沪，适逢黄兴、黎元洪选大元帅势均力敌久不能决，革命亟须统一领导，29日遂以17省16票的优势选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主持大局。另一票属黄兴，投票者或系湖南——黄兴母省，或系浙江——光复会势力。太炎一向鄙薄中山为人，对他的适逢其会尤不以为然，认为总统“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无论如何轮不到中山。其实若论以革命历史，以天下声望，以建国理论，确非中山莫属也。而中山、黄兴亦徒有声望，全无实力，革命实同盟会、立宪派、地方势力、北洋旧部共成之，同盟会远不能专美于前。党人非但无以掌政府实权，竟且争权分裂，自相残杀起来，各地实力派更蠢蠢欲动。放眼中国，有能力收拾偌大摊子者，袁世凯一人而已。中山让位，知己知彼也，莫以“软弱性”轻轻谥之。中山百折不回，其深邃与坚定并世无双，黄兴允文允武，其至诚与仁侠并世无双，使中山、黄兴而有机会培植实力训练武装，岂软弱之人哉？）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以及鲁迅的格外失望，都无须甲来赘言（今天看来，人们的失望该是源于“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之漫长，百年之期也远远不敢侈谈“完成”，又遑论民元呢。“这下可好了！”说这话的人真会以为一天之内乾坤倒转？“一次革命”的思维定势今日仍盛）。《越铎》开罪了季高，势难久继，鲁迅旋辞去校长之职，想谋个德语编译不售，在家里写了一篇《怀旧》，托名小说，确是真实观感。1912年（民元）鲁迅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孑民之招（教育部参事季茀请之也）到教育部供职，4月迁都，随部又去了北京（先回了趟绍兴，5月北上）。几年来目睹“城头变换大王旗”，体味到换招牌之易，谋国之难与改革国民性之无望，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的方法是校书和抄碑。季茀回忆说，自1913年起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鲁迅一旦用起考据功夫，其精深邃密，是直承清代朴学一脉的。
鲁迅的抄碑也有其时代背景。岂明讲当年袁大总统的军警执法处直如东厂，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遭监视，尤以洪宪帝制时期（陆建章掌）为甚。稍有异状，被抓走失踪的无可计算（十几年后鲁迅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人人都须设法自隐，避人耳目。有的耽酒，有的票戏，有的聚赌，有的作狭邪行，雅些的玩玩金石字画，以示不问世务，躲开当局的注意，好歹敷衍辰光。鲁迅却是什么也不会的，弄古董又没有钱，只好收集些拓本来看。看看不足以消磨岁月，于是动手来抄，不料却引动了校勘的兴趣。政坛上风云变幻，选国会，杀政敌，护了国又护法，袁慰庭（世凯）成了又败，辫帅张少轩（勋，江西宜春人，曾在镇南关大战中立功。后隶慰庭，残清末年官至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少轩为人憨直，人品甚好，不过有点“少根筋”。为表不忘根本，入民国后禁止所部剪辫，更于1917年借口调解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的冲突，提兵入京，拥立孤儿寡妇，演出一场闹剧。康有为其人在中表现甚不光彩）来了又去，鲁迅只静静地寓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在槐阴下抄他的碑，直到被玄同洋洋聒噪的一夕谈重新燃着了长久埋藏的火花，这时已到了1918年春4月，而鲁迅抄碑的成绩，也就颇为可观了（“铁屋子”的谈话早在去年夏天，但创作毕竟不是朝夕间事。1917年的秋天，玄同肥胖的身体常常靠在补树书屋的躺椅上，扯起又快又响的话锋，作五六个小时的高论。这动人的情景一直持续到1920年，惜乎二人交谊不能全其始终）。
“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竹内好《鲁迅》。“回心”，典型的日本语汇，借自佛家所谓的对于信仰的回心转意，或可理解为观照。下面他说：“一读他的文章，总会碰到某种影子似的东西，而且那影子总是在同样的场所。影子本身并不存在，只是因为光明从那儿产生，又在那儿消逝，从而产生某一点暗示存在那样的黑暗。如果不经意地读过去就会毫不觉察地读完。不过一经觉察，就会悬在心中，无法忘却。就象骷髅在华丽的舞场上跳着舞，结果自然能想起的是骷髅这一实体。鲁迅负着那样的影子过了一生。我称他为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可以认为，他获得罪的自觉时机，除了在他的传记中这段情况不明的时期之外，别无其他了。”“鲁迅的文学根源是应该被称为‘无’的某中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此言之出，竹内好所以为“竹内鲁迅”）
鲁迅走出补树书屋，呼吸着沙尘然而温煦的春日和风，看见碧桃花下萧杀的文坛。他蜗居潜修这几年，正是中国文化界的冬眠期。他后来曾讲过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大抵革命以前是叫苦的文学，而叫苦终究无用，有的民族因此沉默下去，有的则觉悟起来，从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要到了。但革命的时代没有文学，没有声音，大家忙于实务，无暇及此。革命成功后的文学有二，一是讴歌新的建设，一是哀挽旧的破坏。而民初却只有几声挽歌，因为革命实在算不得成功，当时的志士，统是带着焦灼与绝望的气息，梦想一度似乎那么接近，又眼看着破灭无遗。世界在变，列国在强，寻不来中国的梦，所见只有梦魇。一切声音低沉下去，几乎陷于沉默，料不及历史的车轮既已推动就再不能停息，冰层下暗流涌动，不远处就是惊蛰，逼着他们活转来。
八股已被打倒，“桐城义法”已遭抛弃，当时的文坛有四个流派：太炎、刘左庵（师培，江苏仪征人，经学家，治《左传》、《周礼》，与太炎齐名；修文学史，于六朝最著；教授北大，门下人才极盛。久病肺痨，1919年卒）的述学文章，几道、琴南的翻译文章，谭复生（嗣同，侠士也）、任公的议论文章，章行严（士钊，笔名黄中黄、孤桐）的政论文章，这四派实际上都是应用古文。其中太炎远追魏晋，比桐城派古文更高一层，最称古雅纯粹，只落得及身而绝，没有传人。琴南的古文翻译虽然供一时之需，究竟不能支持下去，鲁迅兄弟所译编的《域外小说集》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只卖出了21册。任公的“民报体”应用程度要算很高了，影响要算很大了，但其末流难免浮泛堆砌，令人生厌，他自己也“中年弃之”。行严的“报章体”以西式文法改造桐城古文，逻辑精严，是最成功的改革。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通俗，又不易做，最后仍不免于失败，他1912年办的《甲寅》在1915年停刊。行严在给旧友陈独秀（庆同，字仲甫）的信中曾说：“折简寄愁人，相逢更说愁。”他到后来大约就明瞭了那时恰值文化转折期的必然过渡，晓得无须那般绝望了吧：这些竭力要保留古文的先哲，也正亲手掘开了古文的坟墓呢。他们痛感清末思想与文风的僵死，介绍来西方著作以开民智，一面着意求变通，借文学的感化力为手段，而达到改良社会与政治的目的，思虑不可谓不深，但启蒙后进一步便要思想、教育的普及，个性的解放，这些使命为古奥的文字所无力承载，人们不要看。社会需要深层次的变革，自文学开始。
其实早在戊戌年前后就有推广白话文的尝试，不过时人尚以白话为鄙陋，即《红楼梦》也不能入学林，俗文总不成气候。有一位识见卓越的王小航（照，字藜青，河北宁河人，进士出身，曾任礼部主事，戊戌变法中参倒礼部6堂官，名噪一时，事败后逃日。其政见究竟如何姑置不论，本文只及国语运动）先生，便在戊戌年向康南海先生有为（祖诒，人品可疑，学问可疑，政治才能可疑，甚至政治立场亦可疑）说：“天下事哪有捷径？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改变，再行一切新政。”有为以迂远不取。庚子年小航因拳事遭通缉，躲起来创作官话字母，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利器来。民元以后小航得一班同志，如劳季瑄（乃宣，浙江桐乡人，音韵学家，为解决方言与共同语的第一人，但竟自命遗老）造简字全谱，吴稚晖（敬恒，国民党元老，为文论世的胆勇高出同侪，极受当年全国才俊推崇，1912年与汪精卫等筹建中法大学，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精英有周恩来、邓小平。1927年任监察委员，力倡“清党”。后被供于虚位大吃其冷猪肉，与蒋介石也处半师半友之间）、玄同、黎劭西（锦熙，湘潭人。家有“黎氏八骏”，劭西居长。发起国语运动，创立九三学社，建国后入政协，教授北师大，主编《汉语辞典》）商订注音符号（始于1913年。玄同于国语运动贡献极大，其《国音字典例言》，劭西许为最精细、简明、切实之作），他们的国语运动努力不必亲见成功，总是把中国文化普及和思想解放推进了一大步的。小航还看到了语言文字必须合一的方向。他写《廉孝子传》，有这样一段：“每日对父遗像，依时进盘帨茶饭如生时，呼曰：‘爸爸吃饭啊！’‘爸爸洗脸啊！’”他自述这里表达孝子的情感，无可奈何，只好用白话。我们读这个，虽然文白羼杂得何其生硬，却比“儿寒乎，欲食乎”要真切得远。但小航文名不传于今世，影响不著于当时，只能证明而不能引导趋势，还须领袖群伦的主将出现。
1915年，那个叫陈独秀的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寓里发愁。这人的勤奋惊人，先后四次来日，习得日文、英文、法文，如饥似渴地读书。他的活跃惊人，密谋过暗杀，办过刊物，组织过岳王会，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欧事研究会，老长一串名字。他的经历惊人，辛亥年受安徽都督孙少侯（毓筠，安徽寿县人，后与杨度组“筹安会”向慰庭劝进。少侯少爷出身，政事一委独秀）及继任柏烈武（文蔚，安徽寿县人，独秀密友，曾共组岳王会。以清营管带入同盟会，辛亥革年策动起义，光复南京。因宋教仁案及“善后借款”通电反袁，为“二次革命”之始。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支持联共。后参与北伐，1947年病逝）礼聘，任都督府秘书长，实主皖政，人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可惜左侯生涯过短，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袁党倪丹忱（嗣冲，安徽阜阳人，宦家子弟，辛亥年招兵踞皖以抗民军，慰庭窃国后授衔上将，“二次革命”及洪宪年倾心保袁，张勋复辟时先应后叛，竟以讨逆功任安徽督军、长江巡阅使，“五四”中因所部恣行强奸被免，1924年卒，北京政府追赠将军府上将军）逮捕，出狱后亡命日本。他现在的落魄也惊人，不动产只有一件汗衫和满满的虱子。他苦苦思索，终于找到目标：救中国要从启蒙青年着手。独秀是个飞扬勇决的汉子，一旦确定便来实施，当下抬脚回国。1915年夏到上海，与同乡亚东图书公司经理汪孟邹（炼，绩溪人，“亚东”版图书负一时盛誉。有侄汪原放）谈起办杂志的计划，大言自信可以轰动一时。孟邹乃介绍独秀与群益书社陈子佩、子寿兄弟谈洽，遂于1915年9月出版月刊《青年》（翌年因名称权纠纷而改名《新青年》）。创刊号中独秀郑重标明主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揭起科学和人权两面大旗，喻之为驾中国之舟的两轮。杂志出版之初，连赠送交换，每期也不过1000份，到1917年，最高曾到15000份有余。说《新青年》指引了一代青年，开拓了一个时代，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915年，22岁的适之和几个留学生在Ithaca（伊萨卡，纽约中部小镇，康奈尔大学校址，典出《奥德赛》）过夏。他们用争辩消磨掉整个夏天。适之力主白话新诗文，他认定中国文学史只是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故白话文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他从白话诗入手，填词明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簇新世界，供我驱驰。”（仍是文言底子。他1917年出版的《尝试集》其实很幼稚，甲只喜欢“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这一节“才子”型诗。盖白话诗自适之始，而真正的成就，还要待他人呢）抱着这志向，适之于1917年回国（他这时已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杜威）。他1910年考取“庚款”赴美，还是“我大清”时候。阔别家山7年，朋友说：“你回去时，恐怕要认不得那7年前的老大帝国了。”适之笑答：“不用担忧，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得太快，我们回去要不认得她了。所以她走上几步，又退回几步，她正在那里回头等我们去认旧相识呢！”这是很凄凉的话头！他回到中国，考察民元以来文化的进步，唯一的成绩是扑克比麻雀牌更为时髦。“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这时他接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
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中国第一位的教育家蔡孑民，有道百年北大也只他这一位校长。孑民先生绍兴人，手创光复会，任会长；并入同盟会，共组国民党；中山南京组阁，任教育总长（中山夹袋中人本是太炎，叵耐太炎不孚众望，也不肯俯就。袁氏当国，以教育闲职，乐得安排孙党点缀，孑民的总长竟坐得稳）。1913年慰庭杀农林总长宋教仁（遯初，少年天才，最称惊才绝艳，方主国民党选战大胜，举国以为拜相在即。杀宋者内阁总理赵秉钧，是否慰庭主使尚有疑问，但即使非慰庭所杀，多管也是秉钧仰揣其意所杀。再即使出于争权，援“赵盾弑君”例，也未必冤枉了慰庭），孙、袁决裂，中山发起“二次革命”，以江西李侠如（烈钧，九江人，江西都督，人如其名。洪宪时提兵护国，三炮定韶关。护法战争转战两广不利，后随中山参赞军事，极荐蒋介石出掌黄埔。后入“西山会议派”，挺蒋甚力。“九一八”后倡言抗日，1946年逝）一省之力兴兵讨袁，旬月完败，国民党扫地出门。慰庭做终身总统，中山逃日改组中国革命党，要求党徒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两者都要搞寡头政治，同多数元勋一样，孑民对此不感兴趣。他出走法国，与李石曾（煜瀛，河北高阳人，同治帝师李鸿藻第五子，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筹建故宫博物院，鼎革时出走瑞士，后定居台北）办勤工俭学会。1916年12月26日，孑民回国掌北大，褪尽了革命家桀骜的锋芒，渊穆如一泓春水。“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孟邹语）他的教育思想世有定评，甲不赘述，总之他希望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原本官气十足的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渊薮。他并不排斥能和八国联军对坐骂街而留小辫子倡小脚纳妾的马来归侨辜汤生（鸿铭，此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博士学位13个；第一次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向伊藤博文讲孔学，与列夫•托尔斯泰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局，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也尊重曾蒙中山通令全军一致护卫而居然与几道参与向慰庭劝进的国宝大师刘左庵，但自然更加渴望能一同新兴北大的栋梁。读了旧相知汤尔和（鼐，字调鼎，杭州人，后为汉奸）推荐的几期《新青年》，孑民三顾请得来京为亚东图书馆募股的独秀出山，独秀力荐适之，孑民喜出望外。1917年1月，从未登过讲坛的独秀进入沙滩（时名汉花园）簇新的北大校舍（1916年9月始建。北大红楼现址东城区五四大街，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任文科学长（此时尚没有分系），《新青年》编辑部也就迁到独秀的寓所。8月适之来校任教授，孑民更一意延揽人才，迄1920年鲁迅入校，北大“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成为领袖新思想、新文化的灯塔。他们的壁垒就是《新青年》。
独秀起初虽有坚决的态度而无明朗的主张，《新青年》的最初几位撰稿人，李守常（大钊）、李德生（剑农，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同盟会员，致力中国经济史与近代政治史）、高涵庐（一涵，安徽六安人，自费留日，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系。回国后在多家大学任教，与守常论政，“见无不合”。1925年入国民党，翌年入共产党，后于政治失去兴趣，属意教育。1950年入民盟，供职南京），包括独秀，也都是《甲寅》的旧人，以《甲寅》体的文字，发爱国伤时的《甲寅》式论调罢了，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说“洪水猛兽”的话，文字可还如旧。这好处倒有的，连理学大师单不庵（丕，浙江萧山人，家学渊源，治程朱之学）也开始做了他的读者，但新学人物如季茀却觉得其中颇有谬论（张资平也曾说他“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1917年向鲁迅兄弟说及，鲁迅略读了几期，虽不觉得如何谬，也并不怎么看得起他。直到适之（莫忘记他是学哲学的）来京，这一派文化战士才有井然一套完全的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方法论，《新青年》也就集中了锐气，向白话文学做率先的突破。适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独秀作《文学革命论》，倡三大主义，飞檄发难。瞻此马首，一时论说风行。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适之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玄同作《寄独秀》、《〈尝试集〉序》，傅孟真（斯年，江西永丰人，兼掌中山大学中文与历史两系，创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北大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死。时就读北大，适之爱徒与畏友，亦少年天才也。“五四”游行总指挥，后思想转变，遁入研究室。为人兴趣极博，文、史、哲、数、理、化、心理学均有涉猎，体肥性突悌，颇饶轶事。在国民参议员任上攻罢两任行政院长，震动朝野）作《文学革新申义》，到1918年4月，适之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充一年来理论探讨的总结。而文学实践尚属寥寥，他们自白话诗发端，适之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沈尹默（君默，浙江湖州人，两度留学日本，执教北大、女师大，日系干将。后任河北教育厅长、北大校长。抗战中为监察委员，胜利后辞职，在上海卖字为生，此人行楷秀美，据说曾受独秀的刺激）的“我和一株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实在并不动人，至于读者最众，影响最广，基础最好，适之以为文学正宗的小说领域（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清末民初大约出版了600部新小说，其中九成都是1902年以后创作，载于出版界“四大名旦”上），那时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改革者没有多少建树。
1918年5月，鲁迅作《狂人日记》（以患“迫害狂”的表兄弟，大姨母之子阮久孙为模型，此人病愈后安居，至1926年仍与鲁迅书信往还），载《新青年》4卷第5号（每6期为一卷）。此后鲁迅的创作源源不绝，他也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成员。是年9月，《新青年》自第6卷起才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守常、玄同、涵庐、尹默、独秀、适之、鲁迅等人（尹默的回忆略有出入，编辑无涵庐而有岂明）充任，每期轮流主编（其他主要撰稿人就有岂明、张慰慈、半农等。而这轮流，也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伏笔）。据鲁迅追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期稿件。
《狂人日记》在形式、内容、影响诸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目前主流对他的评价不算畸高。小说的白话形式固然是对白话文学革命的强大声援，而小说的主旨乃在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此后他的笔锋也多以此为鹄的。岂明说，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在日本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甲揣测大概受张勋复辟的刺激而更烈），经玄同来旧事重提，好象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是以“铁屋子”这简单的一场话不期然竟生奇效，是以鲁迅不愧为籍由文学而革命思想之急先锋（这也是“鲁迅”这名字的第一次面世。鲁迅曾用名“迅行”，而《新青年》的编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于是撮母姓，取周鲁同姓之国，且有愚鲁而迅速之意）。
但鲁迅可是主将？前已述及，那时的主将当是独秀、适之两大导师（元戎则要推孑民）。独秀力行其志，适之增以理论，鲁迅在抄碑。这确是“五四”前的事实。以后时移事易，鲁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渐渐超越陈、胡（我们的政治色彩甚浓的史学更隐欲将文学革命归功于鲁迅和守常），是晚些的事了。鲁迅几次做不愿掠美的澄清，既详述玄同约稿的经过，又讲明他的目的只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他的本意，实在只是“呐喊”（即独秀也老老实实地谢绝这一光荣。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不大同意他这一番经济史观的道理，也自负得多，但更认为白话文学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摧破敌阵的一声呐喊。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标志其势已成。独秀作《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有鬼论质疑》，易白沙（坤，长沙人，侠士也。曾教授复旦。1919年庐墓独居，作《帝王春秋》。1921年谋刺北方剧贼不成，愤而蹈海）作《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守常作《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鲁迅、玄同、半农作小说和杂感，据白话这一阵地，奋勇向社会深层突进。岂明发表《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三大论文，揭橥文学改革的完整思想体系。岂明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进而主张人的解放和“人的文学”，“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再具体而微，社会要的是忠实反映世间悲欢的平民文学。这一组宏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近百年过去，光辉不减。尼采说：“这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将估定价值的标准和归依“人”如此鲜明完备地高唱出来，岂明允推第一。如此也见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之所以较以往一切文学运动高明，之所以不待任何政治团体推崇而自有地位（岂明从文学史的角度，主张文学向来分言志派和载道派，两派起伏消长即构成历史源流，明末“抒性灵”为言志，清八股和桐城派转为载道，民元以来的文学革命，其实上承明末文学运动的伏流。这技术性诠释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与之相辉映的是适之带来的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但易卜生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无一方可遍医天下，是以他虽开了很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要病人自己去寻。适之学哲学，容许只提出问题，独秀和守常却要脱胎于命世的儒学，不能满足于脉案，他们替中国找到的药方，是马克思主义。他这一派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总之甲企图证明，就文学革命而言，蔡、陈、
独秀起初虽有坚决的态度而无明朗的主张，《新青年》的最初几位撰稿人，李守常（大钊）、李德生（剑农，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同盟会员，致力中国经济史与近代政治史）、高涵庐（一涵，安徽六安人，自费留日，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法系。回国后在多家大学任教，与守常论政，“见无不合”。1925年入国民党，翌年入共产党，后于政治失去兴趣，属意教育。1950年入民盟，供职南京），包括独秀，也都是《甲寅》的旧人，以《甲寅》体的文字，发爱国伤时的《甲寅》式论调罢了，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说“洪水猛兽”的话，文字可还如旧。这好处倒有的，连理学大师单不庵（丕，浙江萧山人，家学渊源，治程朱之学）也开始做了他的读者，但新学人物如季茀却觉得其中颇有谬论（张资平也曾说他“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1917年向鲁迅兄弟说及，鲁迅略读了几期，虽不觉得如何谬，也并不怎么看得起他。直到适之（莫忘记他是学哲学的）来京，这一派文化战士才有井然一套完全的社会观、人生观、宇宙观以及方法论，《新青年》也就集中了锐气，向白话文学做率先的突破。适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独秀作《文学革命论》，倡三大主义，飞檄发难。瞻此马首，一时论说风行。半农作《我之文学改良观》，适之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玄同作《寄独秀》、《〈尝试集〉序》，傅孟真（斯年，江西永丰人，兼掌中山大学中文与历史两系，创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北大校长。1950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死。时就读北大，适之爱徒与畏友，亦少年天才也。“五四”游行总指挥，后思想转变，遁入研究室。为人兴趣极博，文、史、哲、数、理、化、心理学均有涉猎，体肥性突悌，颇饶轶事。在国民参议员任上攻罢两任行政院长，震动朝野）作《文学革新申义》，到1918年4月，适之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充一年来理论探讨的总结。而文学实践尚属寥寥，他们自白话诗发端，适之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沈尹默（君默，浙江湖州人，两度留学日本，执教北大、女师大，日系干将。后任河北教育厅长、北大校长。抗战中为监察委员，胜利后辞职，在上海卖字为生，此人行楷秀美，据说曾受独秀的刺激）的“我和一株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实在并不动人，至于读者最众，影响最广，基础最好，适之以为文学正宗的小说领域（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清末民初大约出版了600部新小说，其中九成都是1902年以后创作，载于出版界“四大名旦”上），那时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改革者没有多少建树。
1918年5月，鲁迅作《狂人日记》（以患“迫害狂”的表兄弟，大姨母之子阮久孙为模型，此人病愈后安居，至1926年仍与鲁迅书信往还），载《新青年》4卷第5号（每6期为一卷）。此后鲁迅的创作源源不绝，他也成为《新青年》的重要成员。是年9月，《新青年》自第6卷起才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守常、玄同、涵庐、尹默、独秀、适之、鲁迅等人（尹默的回忆略有出入，编辑无涵庐而有岂明）充任，每期轮流主编（其他主要撰稿人就有岂明、张慰慈、半农等。而这轮流，也就埋下了日后分裂的伏笔）。据鲁迅追记，《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期稿件。
《狂人日记》在形式、内容、影响诸多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目前主流对他的评价不算畸高。小说的白话形式固然是对白话文学革命的强大声援，而小说的主旨乃在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此后他的笔锋也多以此为鹄的。岂明说，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在日本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甲揣测大概受张勋复辟的刺激而更烈），经玄同来旧事重提，好象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是以“铁屋子”这简单的一场话不期然竟生奇效，是以鲁迅不愧为籍由文学而革命思想之急先锋（这也是“鲁迅”这名字的第一次面世。鲁迅曾用名“迅行”，而《新青年》的编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他于是撮母姓，取周鲁同姓之国，且有愚鲁而迅速之意）。
但鲁迅可是主将？前已述及，那时的主将当是独秀、适之两大导师（元戎则要推孑民）。独秀力行其志，适之增以理论，鲁迅在抄碑。这确是“五四”前的事实。以后时移事易，鲁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渐渐超越陈、胡（我们的政治色彩甚浓的史学更隐欲将文学革命归功于鲁迅和守常），是晚些的事了。鲁迅几次做不愿掠美的澄清，既详述玄同约稿的经过，又讲明他的目的只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是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他的本意，实在只是“呐喊”（即独秀也老老实实地谢绝这一光荣。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不大同意他这一番经济史观的道理，也自负得多，但更认为白话文学是由来已久的）。
这是摧破敌阵的一声呐喊。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标志其势已成。独秀作《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有鬼论质疑》，易白沙（坤，长沙人，侠士也。曾教授复旦。1919年庐墓独居，作《帝王春秋》。1921年谋刺北方剧贼不成，愤而蹈海）作《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守常作《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鲁迅、玄同、半农作小说和杂感，据白话这一阵地，奋勇向社会深层突进。岂明发表《思想革命》、《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三大论文，揭橥文学改革的完整思想体系。岂明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进而主张人的解放和“人的文学”，“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再具体而微，社会要的是忠实反映世间悲欢的平民文学。这一组宏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扛鼎之作，近百年过去，光辉不减。尼采说：“这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将估定价值的标准和归依“人”如此鲜明完备地高唱出来，岂明允推第一。如此也见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之所以较以往一切文学运动高明，之所以不待任何政治团体推崇而自有地位（岂明从文学史的角度，主张文学向来分言志派和载道派，两派起伏消长即构成历史源流，明末“抒性灵”为言志，清八股和桐城派转为载道，民元以来的文学革命，其实上承明末文学运动的伏流。这技术性诠释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与之相辉映的是适之带来的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但易卜生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无一方可遍医天下，是以他虽开了很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要病人自己去寻。适之学哲学，容许只提出问题，独秀和守常却要脱胎于命世的儒学，不能满足于脉案，他们替中国找到的药方，是马克思主义。他这一派我们应该比较熟悉，总之甲企图证明，就文学革命而言，蔡、陈、
胡，甚至包括岂明，要重于鲁迅。
（甲注：在1917年《新青年》第3卷4月号，刊登了一篇《体育之研究》，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润之[泽东]，24岁。他翌年8月与湖南赴法学生一同来京，住在当年湖南第一师范伦理科教师、现北大教授杨昌济家，又蒙昌济介绍给时年29岁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守常，谋了一个阅览室助理员的差使。润之在京半年，眼界大开，18年后对斯诺谈及，这半年中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效用很快凸显出来。1919年5、6月，以北大学生为先锋，北京学生为主力，全国各省各阶层各社团（包括留日留美学生）为后援，掀起“五四运动”（过程从略），终于取得百八十年来少有的外交胜利，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陆于兴（征祥，上海人，中国外交体制奠基者，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置总统徐菊人（世昌，浙江鄞县人，慰庭盟兄。光绪进士，点翰林，1914年国务卿，1918年经安福国会选为总统。1922年遭逼宫下野，诗书自娱。曾拒日本引诱，不亏晚节）密电于不顾，毅然拒绝在巴黎对德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致书巴黎和会，声明中国对中德和约有最后决定权（于兴回国沿途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他旋引当年手签“二十一条”及今日不遵政府命令之咎辞职，1922年任驻瑞士公使，后去职赴比利时照料妻子病况，并受洗为天主教本笃会修士，四十年代受教廷封赠比利时圣伯多禄刚城修道院荣誉院长，1949年病逝）。
（甲注：军阀在1917年参加一战，国民党在南方极力反对，但是参战可以把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最后证明了军阀比国民党判断正确，与德、奥的不平等条约就因此作废了。军阀再接再厉，不断争取修约，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订立《中德平等新约》，共7项，文件中德国声明将关于山东的权利、产业、特权一律抛弃，并声明取消在华的协定关税权和领事裁判权，抛弃驻北京使署所属练兵场的全部权利。《中德平等新约》是1842年以来中国对外所签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军阀仍有成绩，1922年2月4日，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以全权大使身份与日本全权大使币原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收回胶州德国旧租界地，又于1924年5月31日以外长身份与苏联特使加拉罕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确定平等互惠的普遍原则。军阀不肯停止，1926年孙传芳主政，8月31日收回上海会审公廨，10月顾维钧重掌外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波拉特在《1917年至1931年的中国外交关系》中说：“在军阀主义流行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差不多完全只由一小部分很熟悉国际公法有外交经验及通晓国际情形的相当人物定夺。”今日揆诸晚清七十年来所受屈辱，其实半由自取。国政操在几个对国际法一窍不通，又汲汲乎争权掣肘的人手里，其能免于竭蹶者几希。而军阀竟有度量放手任用职业外交家，所以中国能以弱国办外交，办得并不逊色。）
“五四运动”的影响至深至远，固不待言。其完成的任务至浅至狭，亦不待言。而投射到小小的北京文坛，竟是《新青年》营垒的分化。这分化的基点，就从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上开义。独秀与守常欢欣鼓舞，他们看到了菁英的觉醒和民众的力量，与西来的理论和北邻的实践一一印证，他们认定找到了一条金光大道。由启蒙而解放思想，而形成力量，而（不论通过何种斗争）达成全民族的解放，正是他们数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守常说：“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着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时代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他们趋向了政治，独秀往上海、广州从事社会革命（独秀已在1919年4月辞去北大文学院长，原因是私德不检，实际亦受浙江籍太炎门生驱逐也），守常在京与俄共（布）特使往来密谈，是所谓“南陈北李筹备建党”。适之却深感遗憾，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引向了政治的歧路，这不是他的本意。适之心目中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固然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独秀语），但他的基础必定是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而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健全的个人主义，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适之介绍来易卜生的两位英雄：救出自己的娜拉和有着自由独立人格的斯铎曼，企图养成国民欢迎新思想的习惯，布下自由的种子，“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我们可以对比前引守常的歌唱）”，以此重塑中国的国民性。与他的企望相反，五四运动以后，各路社会菁英不约而同地“以俄为师”， 输入了苏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走上集体主义的道路。适之说：“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在他看来，国民的思想解放刚刚开端就过早地被政治斗争打断，自由与个性无路舒展，失去了养成健全人格的最好机会。他1922年主撰的《努力周报》（他提出“好人政府”）在一年多后停刊时，还感喟可惜《新青年》的一群朋友，不在文化岗位上努力下去，以至思想革命只做了一半（五四运动究竟是否有截断自由倾向的副作用，那自由是否适之们理想的自由，亦非本文所欲言）。
适之在《我的歧路》中回忆说：“1917年7月我回国时，打定了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他曾与独秀相约不谈政治的）。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之类（他的文艺实在并不高明），不曾谈过政治。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的“谈”，仍是“不谈”。《每周评论》第31号，适之刊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在第35号载守常的回答：“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两人展开论战。独秀那边在1920年的8卷第1号《新青年》（移至上海，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老实不客气地宣布：“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年底，《新青年》转由陈望道（参一，义乌人，亦曾留学日本，年初译成《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主编，社会革命色彩日重，社内外人士都不很满意，独秀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适之提出三个办法：1、任《新青年》谈政治，另办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3、暂时停办。北京同仁都赞成第二法，唯鲁迅不同意，他看《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与其勉强调和，莫如“索性任它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还好一点”。《新青年》究竟不免于分裂，最终于1922年7月停刊。这期间鲁迅经独秀力促，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孔乙己》、《药》、《风波》、《故乡》及一束杂感，又应《新潮》、《晨报》、《学灯》等刊物之约，作《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等，他竟以小说家建立文名。
1912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度过了32岁至46岁的时光，当了14年的民国政府官僚（其间张勋复辟时辞职一回，女师大风潮时被免一回）。他应该瞧不大起官场的，为什么又要做官呢？1912年是民元，虽有种种的不如意，“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是有的，然而他总失败。”“济世尚需微权在”，为“很有希望”的中国尽一份力，少有几个知识分子能抵挡这诱惑的吧（鲁迅已经是“官家人”有年，他留学日本是公派的，“南洋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学成用世，也符合他进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的实际行为）。当时政府以草创时期，用人能不拘一格，有人向部门主管推荐即可。孑民1907年在德国就从堂弟谷青（鲁迅留日同学，似乎为人促狭些，鲁迅以为可谈而不可交心的朋友，入教育部前曾因谷青投考编辑）处闻周氏兄弟这两位乡党才名，再得季茀说项，欣然延鲁迅入社会教育司第二科（后改第一科），负责文化、科学、美术，鲁迅的专业和兴趣不消说很适合的。1912年8月21日，慰庭任32名部员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在列，5天后兼第一科科长。按佥事此职金代就已出现，至清乾隆18年废，清末改制，或设或否，位在参事之下。北洋政府各部亦设，为部主管向总统荐任，分掌总务厅及各司事务，受司长直辖。佥事而兼科长实职，其地位应该略同今日的处长，正象鲁迅日后所言，这一个官儿倒也不怎样“区区”。
但鲁迅与官场始终神离，形貌也日见疏远，这注定不是读书人的战场。1912年7月，孑民因不满慰庭擅政伎俩，在一吐民国教育整体构想之后第三次请辞总长，急流勇退，从此淡出政界，次长范静生（源濂，湖南湘乡人。时务学堂毕业赴日习法政。回国参与创办清华，任教育次长。1913年辞职，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后两度出掌教部，两度辞去。1927年病终）代理总长，教育方针立遭改变，同月的临时教育会议竟将孑民力主的美育删去（孑民具有康德式的人格主义思想，尽管为满足当前的需要，不得不注重实利，但主张教育应以公民道德的涵养为中心，必须使国民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美感可破人我偏见，可消利害顾忌，为此大力提倡重视美育。明令各省小学一定要留出图画、手工等时间的也是他。后来担任北大校长时期，还特为创设“美学”、“美术史”课程。这方针唯鲁迅深知之）。鲁迅怒不可遏，在日记中破口骂道：“此种豚犬，可叹可怜！”坚持过了夏期美术讲习会，总还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鲁迅渐渐消沉下去。此后部权愈削，案牍只剩劳形，事体固然不少，鲁迅心里是一味的“极无聊赖”。起初还“按时上下班毫不顾虑”（李维庆《我的回忆》），久之也言病偷闲，敷衍迁延过去（查《鲁迅日记》，1917年前绝少请假的记录，而在1920年之后，不但“小疾休息”，“甚疲”“劳顿”，也索性不赴部视事，至于有时只记“休假”，并理由都懒得一提），不过工作总不肯苟且的。曾与季茀、钱稻孙（翻译家，玄同同年侄也，后与岂明共负汉奸之名）共同设计国徽（北大校徽也是鲁迅设计的），与当年日本问学旧友创造注音字母（这套字母共39个，形如偏旁，又如日文“假名”，得“读音统一会”通过，通行全国，至解放后被拼音取代，台湾仍然沿用，大陆各辞书亦保留。我们查字典时见到这古怪的符号，怕很少有人想到他和鲁迅的渊源吧），与沈商耆操建京师图书馆及分馆，参建通俗图书馆，筹建历史博物馆（选址国子监，成立筹备处，搜购文物等事即由鲁迅供职的第一科负责，他且曾通宵守护藏品。博物馆后移址午门，又捐私藏实馆者数），索讨缮校《四库全书》，甄别淘拣“大内档案”，清点整理德商藏书（一战的善后），于历史的扬弃和文化的建设，鲁迅出了力量，也“屡获奖叙”（1914年8月，鲁迅自五等佥事晋至四等，1915年7月又蒙策上士，翌年进第三级俸，又5年获四等嘉禾勋章，薪水也涨到佥事一职的最高额），但十几年沉沦下僚不得升迁，也足证鲁迅不是块做官的料子（此人个性十足，不肯和光同尘，屡忤上司，懒于应酬，不修边幅，仕路上平平已够幸运）。对公务生涯他不再抱一些希望，因好友陈师曾（衡恪，鲁迅同船赴日同学，曾于1917年与齐白石晤谈，促使白石“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大家。他是陈寅恪之兄，父陈散原先生三立，古文大师，“同光体”祭酒；祖父陈宝箴，湘抚任上与黄遵宪厉行新政，又荐刘光第、杨锐，父子与谭嗣同、梁启超交厚。戊戌年革职，庚子年慈禧特诏赐死，其惨有不可言者）篆石“俟堂”以自号。所谓“俟堂”，“君子居易而俟命”，恭候上司刁难罢了，所以恋栈十余年者，以薪酬尚称优渥也。鲁迅需要养家，需要读书，他绝不假清高，毫不讳言吃饭的。
初来京城，鲁迅寓在绍兴县馆。所居藤花馆隔壁闽客竟夜喧哗，累得他目不交睫（鲁迅终生对福建人缺乏好感），后迁的补树书屋又是凶宅。这他倒并不介意，可恶的是地方偏僻常引内急的人趋来方便，鲁迅曾自制小弓箭射之。又有猫儿踞屋脊作长夜之咏，至于鲁迅有几次深夜大怒而起，持长竿上屋扑击（按赵瑞生1926年的《一堆闲话》所言，他仇猫名气之响已著当时。不过恼到亲自出手，不免教人想起钱钟书的挺竿帮自家猫儿争风吃醋，因此而与林徽因颇起摩擦。大师们的幼稚举动尤其引人发噱）。这地方显然只是个暂时的落脚地。
鲁迅有一个传统、“封建”的家庭梦想：肩起长子长兄的责任奉养母亲，扶持弟弟，一家人相处怡怡。1916年三弟乔峰（建人，名字是两个兄长所起）北来勾留月余，1917年岂明亦来投靠长兄。想起故乡的老母，鲁迅共享天伦的愿望更炽（少年时的《戛剑生杂记》有这样一段文字：“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当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他开始四处寻觅房子。1919年，聚居在绍兴东昌坊口老宅的6房族人联合卖掉祖屋，鲁迅终于买定鼓楼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落一所（11月4日），稍事修葺后与岂明搬入，年底特赴绍兴接来家眷，至1920年3月14日以乡味家宴同乡同事15人，证迁居事成。从此母亲鲁瑞、长子鲁迅、夫人朱安、二弟岂明、夫人羽太信子及儿子（1912年5月16日生）、三弟乔峰、夫人羽太芳子（亲上作亲，本当是一段佳话，但鲁迅似乎不同意这桩婚事）及一双儿女（1917年11月、1919年5月生）一大家子熙然共处，鲁迅大约总可以满意的了。八道湾可称豪宅，三进院落，空地极大，后院甚至还挖了荷池。他对来做客的季茀说，这样侄儿们会有空间嬉戏，季茀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做主人的一笑，掩不住得意之情。鲁迅自居中院西屋三间，母亲和朱安分住中院北屋西、东，两位兄弟在后院，中房是正房堂屋，吃饭时全家在那里聚齐。这时的鲁迅，宛然一个力图重振家声的官家富户了。
富户么？鲁迅并不阔绰，但生活用度已无问题。刚来京时仅靠60元津贴过活，4个月后支半俸125元，11月领到足薪220元。这是笔不菲的收入，奈何鲁迅开支亦大，翌日就寄给岂明50元，又要按月汇往绍兴（例为100），又要接济羽太家，又要购求书画，有时弄到入不敷出。此后薪俸起伏，高者曾至330元（理论上的最高额应是360元），可惜其时国事蜩螗，拖、欠、扣、减成为常态，自1920年起足额领薪只余美好回忆（于欠薪和索薪鲁迅在小说与杂文中多有记述，并曾由此引出《灯下漫笔》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著名论断。那是慰庭复辟时事，纸币贬值颇速），更兼各色捐纳摊派无已，实际到手者不夥。而这不夥的收入其实是尽够了。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京期间（在上海沦陷中残缺了日记的1922年不计）官俸收入折成银圆约合33000元，另有后几年的稿费、兼课、讲学所得七八千元，总计4万有奇。当时虽称物价腾贵，较现在尚远为“居易”，特别是谋食甚廉，而银洋的购买力始终坚挺。台湾人柏杨戏言曰一块银洋可买烧饼80枚，荆有麟（鲁迅弟子，五十年代被当作“反革命”错杀）的回忆更为切实：“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当十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钱一个月。”（甲来抄一个两块钱一桌的菜单：熏鱼、熏肉、香肠、松花蛋四冷荤，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四炒菜，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四大碗，外加一大件，红烧整肘子或白煮整鸡，奉送一海碗肉汤。量是10人有富余）身为阅览室助理员的润之月薪8元已能糊口，八道湾偌大的宅院，购房全部花费一总算下来也不过现洋3990元外加一角而已，可见每月稳定收入二百几十元的生活是可以怎样的优裕。1917年3月岂明入北大任国史编纂处编译员，9月聘为文科三等教授，两兄弟每月收入约600元，统交羽太信子掌家。
鲁迅也进了北大，这回是岂明的冰人。关于这一经过，岂明有很好的追记：“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0年里，北大国文系（1919年，孑民废科设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裕藻，宁波人，亦鲁迅日本问学旧友，共创注音字母，北大“五马”之首，曾被学生推为最尸位素餐者）便找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鲁迅所辑的那一部《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于是在8月6日，幼渔亲自送来聘书，而学子们要到年底，才得聆听鲁迅那一口“南腔北调”（典出署名美子者作于1933年的《作家素描》：“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据说鲁迅语速较慢，但并不口吃；有一点口音，也并不“南腔北调”。故尔鲁迅对这四字考语“十分佩服”，至于拉来作杂感集的名字以资纪念。至于“深刻而又滑稽”，如此月旦鲁迅可也真个传神）的蓝青官话（同年8月26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亦聘鲁迅，正式开讲在明年初。当时教育部公务清淡，允许部员兼课，但不能任教授，故鲁迅是讲师。而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其实周氏昆仲自小情深意笃，相互扶持早成习惯，其中自然是鲁迅付出的多些。不但要在经济上资助岂明及其岳家（羽太家其实甚贫，岂明妻羽太信子本是他兄弟留日时期的侍女或厨娘，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无正式职业。后来竟有无聊学者籍鲁迅日记中“寄羽太家信”一语而大胆推论两兄弟在日本共用一妻。可怜这位学者只盯着“家信”兴奋，却居然不晓得把“羽太家”和“信”分开来断句），就是岂明回国后的写作研究，也含有鲁迅的心血。岂明后来承认，有些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著述实际上是与鲁迅合著的，或者纯出鲁迅之手，比如署名周作人的《会稽郡故书杂集》。鲁迅在北京的前几年，兄弟鸿雁往来极繁，岂明需要的书，鲁迅总是尽力觅到寄去。岂明所译的文稿，鲁迅总是仔细审校后不遗余力的推荐发表或印行，比如岂明翻译的《炭画》，凡此只为令岂明成名。如是者几年，待岂明声望日隆，鲁迅适时向北大校长孑民推荐，得允后忙不迭地飞书报喜，并附60元旅费。岂明抵京后两兄弟朝夕相处，谈文论世，乐也融融。中间经历了岂明患病和张勋复辟大小事体，手足情谊愈厚（鲁迅小说《弟兄》的描摹相当写实）。岂明在北大主讲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每周6课时，要事先备好讲稿。他初执教鞭经验不足，常要烦劳阿哥，“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周）六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一年往复，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事业上略见起色，岂明挂念他的家庭，1918年暑假回绍兴探望妻儿，1919年3月归宁日本，7月又赴日把家眷接回，鲁迅为他们租定间壁王宅暂为安顿，一面加紧买房装修，忙到不亦乐乎，那位兄弟书生气十足，这些俗务是一毫也指望不上的。就是回乡清点旧物，接一家人北上，也都只鲁迅独行。全家落户北京之后，鲁迅执掌门户，于孝悌二字上颇能尽力的。每日晨昏定省不怠，出门前总要说声：“阿姆，我出去哉。”回来亦然，饭后则要固定地陪母亲聊一聊天。有时陪母亲和弟弟四处走走，有时买些点心请母亲品尝。鲁老太太粗通文字，喜读说部，鲁迅也会淘来若干小说供母亲寓目（有一回，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有意拿来一部《呐喊》，特别推荐其中的《故乡》送把老太太看。老人认真读罢，放下眼镜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算做小说呢。”真是别样的人间胜境）。水乡人初来北地，难免有些水土不服，1920年5月，岂明的儿子患肺炎入院，7月母亲又病，鲁迅忙前忙后，些须不肯轻忽。
不幸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强人政治，靠枪说话，“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主政的国务总理段芝泉（祺瑞）企图“武力统一”，派秀才吴子玉（佩孚）和布贩子曹仲珊（锟）领衔的直系南下进攻中山，一面加紧拓展皖系势力。各实力派大感威胁，乘“五四”中北京政府声望大跌，联合反段，子玉、仲珊反旆北进，与政府军对峙于京津附近。7月14日，直皖两军在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马匪张雨亭（作霖）入关压境，为直军掠阵。激战至18日，皖军大败，溃卒欲窜入京城，“消息甚急”，鲁迅“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19日芝泉辞职，大权易手，社会回复安定。鲁迅对大人先生们早绝了幻想，只求平安过活，管他这系那系谁作龙庭。好在家事和创作齐来占据了他的精力，又要准备教学，从此公务倦勤。
年底岂明又患肋膜炎（右肋），足过了半年余才得痊愈，鲁迅公余课余之外的时间都在为二弟养病劳神。岂明开初住在山本医院，5月间为静养计，鲁迅替他租定香山碧云寺般若堂西厢房，亲自整理，亲送他搬入（回程在海淀大醉）。岂明这期间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阿哥打理，三天两头还去谈谈文艺，说说佛理，以解其病中寂寞。
而对乔峰，鲁迅没能这般照应周全。乔峰1916年曾来京小住，谋职不得。举家北迁后，鲁迅再致信时任中法大学校长的孑民，为乔峰求在中法大学“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也无下文。乔峰在绍兴掌过小学，教过中学，通文史，能译作，博物学更是平生所好（他最终的身份是生物学家），可惜学历只到会稽县学，相当于初中毕业，居京揾食谈何容易。32岁的乔峰只好去做北大哲学系的旁听生，间或写些生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文字，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1920年，他和岂明、胡愈之发起妇女问题研究会，并在《晨报副刊》发表《妇女问题研究宣言》，是妇女运动先驱，他译的《性与人生》和著的《性教育》为中国启蒙）。这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周海婴引俞芳的回忆说，乔峰颇遭太太和大姨的冷眼，人前人后常受些腌臜气。俞芳是鲁迅日后栖身砖塔胡同时的邻居（其时俞家三姐妹亦同租钮先生之房，鲁迅与其父俞英崖有旧，是以熟识），1921年才满10岁，此时尚不识周家，小小顽童那命题作文般的“据说”显然不足服人。不过乔峰难免尴尬，全家为此心焦，那是不言而喻了。鲁迅与病中的岂明合谋唱一出双簧，由岂明为乔峰翻译的《犹太人》作一篇跋，假托是岂明先邀鲁迅以德译校之，自己又用世界语（波兰人柴门霍夫1887年所创，为国际辅助语，以印欧语系为基础，力求简明和包容，是人们自巴别塔废弃以来无数复合尝试中之硕果仅存者，但迄今尚不甚为人所重，实在这与文化的多样性有悖。岂明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华授世界语时住在八道湾一年，岂明作翻译）译本对校，以两位文坛巨子的声望证此译可靠。《犹太人》不久在《小说月报》（1910年7月创刊，此时由茅盾接手编辑）9月号刊出，明年收入岂明主编的《现代小说译丛》。兄弟俩一番做作，其实是蹈袭当年一意扶持岂明的故智，为乔峰就业增加砝码。但乔峰究竟没有在北京立足，岂明终于托适之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月薪是菲薄的60元（乔峰将生物学方面的译著投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1921年9月2日，乔峰只身南下，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妻子羽太芳子已有身孕，留在八道湾家中。俞芳说他夫妻两人感情已有裂痕，那同样缺乏根据，乔峰倒年年返京探亲，还多次要求妻儿到上海和他团聚，不过以他的财力，供养家庭显然不易。不论出于什么原因，羽太芳子迟迟没有去（有种说法是羽太信子半哄半劝地要她别放弃这个衣食无忧的所在），旷夫日久就出了状况。至迟自1925年，乔峰和往昔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同居，几年内生了3个女儿，此后流言渐渐传到北京，这个誓不南去，那个也不便回来，夫妻睽隔十几年，家事弄到一团糟（鲁迅死后乔峰携蕴如及孩子北上为鲁老太太贺八十寿诞，引燃了全部矛盾。大吵一架后夫妻决裂，儿子丰二自然站在母亲一边，与父亲书信争执，乔峰一怒而与北京的家庭断绝关系。1941年幼子丰三自杀，于此未始无因。羽太芳子一直生活在八道湾，直至1964年去世。20年后乔峰逝于北京，终年96岁，官至全国人大、政协副职，中央委员，是周氏三兄弟中享寿最长和居官最高者）。
1920年12月24日，鲁迅身着黑色棉袍，夹起小布包走上北大讲坛，开始他的课程（学生们渐渐知道了这位周先生在政府谋食，但还不能把他和文坛上的搴旗猛将鲁迅相联系）。与当时名教授相比，鲁迅的学养略不逊色，又在这一科上下过苦功，已卓然有成（当时新小说方兴未艾，北有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南有创造社的浪漫主义，俱在奋力探索。适之曾以小说为文学正宗，不过初期哪怕负盛名的小说家都很幼稚，独有鲁迅成就最高，这是所有人公认的。他的小说思想之深，笔锋之锐和经营格局之新颖，激动多少青年读者的心。自然不是每个小说家就懂小说史，站在讲坛上的是别一个“学者鲁迅”）。再籍当年教学掌校经验和多年宦途磨练，那一番“衣敝縕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派头，都颇使人心折。“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宰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这是当年北大旁听生王鲁彦（衡，浙江镇海人，后来的小说家）的回忆（或许有些溢美吧），又一位学生冯君培（至，河北涿县人，诗人，翻译家，译海涅诗，鲁迅誉之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说：“他讲课时，态度冷静而又充满热情，语言朴素而又娓娓动听，无论是评论历史，或是分析社会，都能入木三分，他的言论是当时在旁的地方难以听到的。”鲁迅的言论别处难以听到，这确是事实。他从不故作惊人之语地炫示，不过言人之所未言倒恰是他的长技。鲁迅讲课之幽默深刻，当时的学生众口皆碑，他的课永远拥挤，外班外校的都有赶来，“所以同学常常开玩笑说：‘鲁迅先生真能叫座。’”（赵瑞生《怀鲁迅先生》，载1926年12月30日《世界日报副刊》）
据甲悬想，鲁迅在那时讲小说史，似乎也是适逢其会，暗合潮流的。我们能够注意到，“五四”之后白话文学并没有象人们希望的那样取得风卷残云的胜利，相反地，一时高歌猛进之后，新文学立遭重大挫折。由于没有切实而成体系的“立”来承继那勇猛的“破”，自己绝少拿得出手的著译，旧文学营垒则大施反击，即文言白话之争亦绵延十年未见分晓。这事断不可轻轻以“反动”一概视之。中山曾经慨乎言之：“革命事业，莫难于破坏，莫易于建设。”“五四人”毁坏了旧的，但在那废墟上，他们又建设了什么呢？他们的确曾提出科学和民主两个建设性的口号，但是什么是科学，什么又是民主呢？不但当时摇旗呐喊的孩子们莫知所云；当时的领袖们也没有，无暇，更不可能说得出一套完整的学说以替代他们所毁掉的东西。“五四”的成果辉煌于“新文化”，也止于“新文化”，而其“立刻后果”便是思想界空前未有的无政府状态。“五四人”矫枉过正，将中国百年的落后全数归过于传统文化，大有一篙打死一船人的倾向，但须知文化血脉不是能够轻易斩断的。嗣后虽然籍由政治力量主动抛弃传统，（全盘）接纳西方思想，久之也回头向传统中寻求根基（老成凋零的今天，大师的学问及身而绝，已无人能再传国学衣钵）。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是具旧学根柢，而深浅不一的留学生，他们传来的新知亦乏汰选，几乎有饥不择食之慨。他们的追随者是热血青年，实在没有碧海掣鲸的手眼，总之搅局有余而建设不足，将旧学动摇之后“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其未惬人意固不待言。在旁人眼中，他们“太半稗贩西籍，不入我见，日以发挥个性诏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门户以讨生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没有过得硬的东西，仅以西服硬领骄人，如何能服一班皓首穷经的儒者？于是有“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的提倡旧学。请相信这口号至少有一部分出于真实，“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不抛弃传统，而能日新的话，在他们看来，又何乐而不为呢（以上只是文化领域。再深广些，“五四”所破坏的只是旧思想，而旧思想所产生的旧的社会体系，却屹立未动。因此为竟“五四”未竟之功，为重行画出今后建设的蓝图，各项“主义”纷纷而起，各个党派纷纷继起，但“五四”后的党已从清谈国事蜕变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如改组时的国民党即与组建时的国民党完全不同，我们当见此节的）？
于是“五四”后不过一二年，社会上就“充满了无数的青年诗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说家!”（张闻天语）原因是什么？“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这是朱佩弦（自清）的话。他是新诗坛掌纛的诗人，却曾痛苦地呼喊：“新诗破产了!什么诗!” 鲁迅评论道：“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至1922这3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创作如此，研究同样不能使人满意。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之，也痛感这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含量之弱，至于沦为“新名词运动”，并劝告诸同仁，只有安心做十年二十年的真学问，才“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于是整理国故之风又行其道，这回不但是清代朴学的余绪，包括许多跃马于新文化阵前的勇将，也转而向古籍中汲取养分（有的复埋头于此了）。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不满于旧学的僵化，又深知自身的不足，不但对其实未尝远离的传统文化不能忘情，而且对孩子们的疏离甚感焦虑。他们更希望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加以锻炼，教传统放出新的光芒。这流风竟使学术上考据之风再度兴盛，单纯的文艺创作者，在高校反不受重视了。于是北大在讲了两年世界文学史之后要开本国的文学史，于是鲁迅那既有扎实功底，又有独特创见，时中竅要，兼及时弊的小说史、文学史（也都是以文言写成）应运而大受欢迎，也令他作为有真学问的文学革命者，同时吸引了有志于学和有志于国的学生（略似当年他的从太炎问学）。
从1921年1月12日起，鲁迅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讲师，与北大的课都是每周一次，两学时（似乎开始是一学时，据说学生请幼渔增加课时，答以这一小时鲁迅还不想担任。他说不懂得文学史也不至于亡国）。到1923年，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学校（鲁迅是该校的发起人和董事之一）也邀他执教，两年后再增中国大学和黎明中学、大中公学。加上1924年上半年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的短暂教学，鲁迅在北京曾先后到8所学校任教。1925年授课任务最为繁重，每周达到10小时，过度的操劳，家事、时事的交逼，曾使他吐血。1926年他不能再透支生命，辞掉了除北大、女师大、中国大学外的其他教务，直到是年8月13日女师大送别，鲁迅方才退出北京教坛。5年半的教师生涯，集成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厨川白村论文集，用作文艺理论课的讲义）等若干著译，是足以辉映新文化运动的学界了（北大俊彦虽多，流传后世的专业研究成果却少。用适之的话说，是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人们对北大的评价，亦多誉其思想革命每着先鞭，而少及于学术）。
鲁迅这时比较合于他的官名，在“树人”了，而文学创作仍在继续。他不是任公那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人，他的写作习惯倒有点象曾涤生（国藩），若非一怒冲冠，他不大喜欢在构思停当之前动笔，好些想法也就这样胎死腹中了——不过我们毫不用惋惜，左右有史以来流产的想法永远要远远多于作品——鲁迅自承，他的文思不是“涌出”，而是“挤出”的，那来“挤”的人，独秀已南去上海，玄同逐渐生疏，这时换作了孙伏园（福源）。伏园是鲁迅辛亥年在绍兴的老学生，1919年偕弟福熙（后为画家及雕塑家）来京，由鲁迅引入北大读书，也曾在守常所掌的图书馆讨生活，与润之做过一段同事。“五四”中加入北大新潮社，翌年进《国民公报》社充编辑，7月《国民公报》停刊，伏园转入《晨报》。1921年初，岂明、迭先、茅盾（沈雁冰）、郑西谛（振铎）、叶圣陶（绍钧）等12人共组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伏园在列。7月伏园毕业，兼北大讲师，同年秋将《晨报》文艺栏改为四版单张，创立《晨报副镌》（名字是鲁迅所起，据说本名“附镌”，题报头的手误，就将错就错地传下来了。又一说题字的蒲殿俊写得一手好隶书，偏他较真，隶必宗汉，而汉隶中无“刊”字，与之相近的唯有“镌”字，刊刻义，只好由他。徐志摩接手后改名副刊，我们也这样叫他吧），开始了“副刊之王”生涯（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新文化运动有号称文舆四大重镇者曰《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前二者均出伏园之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他的《中央日报副刊》所转载。当时副刊是独立于报纸的，各报也拿他作门面看，故编者重其质量甚于销路。如《京报》总编邵飘萍郑重宣言：“各种副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刊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副刊上参加一字。”报人有如此襟怀，副刊遂能有如此活力）。
《晨报》的社长（总编）是一位久被忘却的了不得的人物，名叫蒲伯英（殿俊，笔名止水，四川广安人），光绪23年酉科拔贡，诗文书法名噪当时。受戊戌年的刺激，他在故乡广安纠合胡雨岚（峻，四川省高等学堂总理）、张表方（澜，辛亥年参赞四川军政，民二选国会议员，1917年任四川省长，1925年办成都大学，后创民盟）尝试革新教育，1904年赴日学法政，回国后致意立宪，在咨议局中任四川议长，进言制宪，发起“保路运动”。辛亥间出为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通电独立，入民国则充议员，与任公、汤济武（化龙，湖北浠水人，光绪30年进士。留日学法政，回国请愿立宪，被举湖北咨议局议长，辛亥中通电响应革命，参组湖北军政府。后一度归慰庭，一度附芝泉，数年后遭国民党人刺杀）共组进步党（在选战中对抗国民党），为7理事之一。张勋复辟，伯英积极支持芝泉伐之，因擢内务次长，但旋即看清了不过是“成功了一个假共和的民国”，愤而辞职，从此脱离政治，“尽力于舆论指导和社会教育”。1919年他拒绝教育总长之职，入主《晨报》。伯英为政喑呜叱咤，为文亦领袖风云，他鼓吹言论自由，提倡妇女解放，办《实话报》力主白话，宣扬大众文学，又从戏剧入手推动社会改进，与陈大悲改组新中华戏剧协社，创北京人艺专门戏剧学校（任公、鲁迅、岂明为校董），办《戏剧》月刊（茅盾、西谛、欧阳予倩共之），开“文明戏”的先河。在《晨报》，伯英增设“自由论坛”、“译丛”等栏（守常襄助，伏园后来就接手守常的编事），遍约文坛达人撰稿，译介世界文豪名著，统交伏园编入副刊，又瞩意于社会革命，《晨报》气象一新，声名大振。
伏园约稿少不得要烦他的先生，不期然“挤”出了《阿Q正传》（“Q”大概应该作“G”，当时还没有现在的汉语拼音，“贵”的“罗马字母”拼写为“Quei”。只是那样怕就远不及这个有趣味了）。对此鲁迅是有较详的说明：“……他（伏园）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 “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自然是伯英的主意了。他建议周日那一张副刊要特别编得多样出色，读来轻松，并且自己动手开写随笔。而《阿Q正传》当时署名“巴人”，也教人疑心是伯英捉刀，因为他是蜀客，扯得上“巴”字的）。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对于这位不满30就蓄起了一把好胡子，人称“伏老”的两度弟子，鲁迅也有玩笑的抱怨：“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自第二章就看出其不开心，伏园有眼）小说分9章，自1921年12月4日登载，至1922年2月12日，共历9个星期，对他的收结，鲁迅这样说：“《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广东东莞人，可不是发现稀土的那位燕人何作霖），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这是精彩而可信的追述。鲁迅在这里小小地摆了学生一道。伏园是很有一点迷恋阿Q，作为报人也很希望连载能够长久。离京之前他作了一下评估，结论是：“《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他倒宽心地南下了，叵耐先生手段难测，乘机要了阿Q的性命，等他北归已经回天乏术。先生躲进唇髭后面作鹭鸶笑，伏园大概只好另打主意了吧（直到1924年伏园因鲁迅的稿子被抽而愤然辞职，鲁迅才停止向《晨报》投稿）。
《阿Q正传》引起的轰动不减于当年的《狂人日记》，但那反响未必会使鲁迅快意。《狂人日记》锋芒毕露地奔驰在营垒最前列，因此极受新派人士的推崇，而这一回，鲁迅是写了一篇“恶毒”的不朽的名作。他取的材料太广了，塑造的形象太典型了，讽刺的太深刻了，那“乏”的一面的“阿Q相”（赵太爷们不是阿Q，但表现着另一面的“阿Q相”，自然不消说得）谁个身上不曾有过？于是人们多少有点尴尬了，逐渐有点如芒刺在背了，如涵庐所说：“……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在骂他自己。因此便猜《阿Q正传》是某人做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原来不仅这“乏”人人都有，小说中各人的诸般事迹，好些先生们实在也做过的。于是他们互望的眼神里，不免要带了戒惧了。据岂明的记载，教育部中有时也纷纷议论，毁誉不一，鲁迅就在旁边，茫然相对，“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无言可答，只能说：“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的发现出来（岂明语）”，如此忧愤深广，却被人认为是无聊的发人阴私，那么这坐听人们乱谈的“幽默趣味”，想来也是苦涩的了。鲁迅自称希望作品“速朽”，而阿Q竟能不朽，鲁迅的痛苦失望又何如。
1923年4月30日乔峰来省亲，5月14日南返。两个月后，鲁迅与岂明兄弟反目。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似乎是这事的开端。19日记：“上午启孟（岂明）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信是昨天写成的，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面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当晚大雷雨，兄弟俩可能都会是一个不眠夜。8月2日鲁迅挈朱安（她永远是一个沉默者）移出八道湾，租住西四砖塔胡同61号，冬天母亲也搬来，直到明年5月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6月11日，鲁迅重回八道湾“取书及什器”，与岂明夫妇大战。鲁迅日记录之甚详：“比至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羽太重久，岂明妻弟）及张凤举（定璜，南昌人，鲁迅早年朋友，八道湾的常客。他1925年所作的《鲁迅先生》被认为是很好的评论，“鲁迅学”的先声，他评《呐喊》也很恳切，而向陈源散布流言，诬鲁迅抄袭的也是他）、徐耀辰（祖正，江苏昆山人，达夫、沫若留日同学，共组创造社，后亦《语丝》中人。本欲渐离政治，而抗战中留北师大，遭日人逼疯，至胜利方康复，后教授北大，1978年病逝）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拓片终于遗落大半）。”岂明的记法却极简短：“上午睡。少顷，L来闹，张徐二君来。寄乔风（峰）函。”（据说这回冲突之激烈不止如此，季茀回忆岂明远远将书掷入，又有人说岂明挥舞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鲁迅以瓦枕还敬，幸被劝开）从此鲁迅再也没有踏入这故家一步，两人亦从此终生未尝再交一言，“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事情似乎毫无朕兆。鲁迅与岂明“兄弟怡怡”为人共见，在1923年上半年，他们还共同指导北大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友人聚餐品茗。6月里，他们一起对日文《北京周报》发表了名为《面子与门钱》的谈话，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岂明的名义出版。月底时还常在一起饮宴，直到7月3日，兄弟俩还一同到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买书，10天后而鲁迅单独吃饭，又3天而岂明得知某事，决心与鲁迅决裂，但鲁迅似乎莫名其妙，“邀欲问之”。岂明究竟知道了什么？17日他“才知道”，14日鲁迅已“改在自室吃饭”，这两事是否有关系？如有关系，“才知道”如何说得通（15、16两日岂明一直在翻译武者的小说，看来他真的不知道什么）？鲁迅又缘何欲问之？如无关系，鲁迅为何不再同家人聚餐？这几天内有何事发生？鲁老太太婆媳是何态度？个中根由人们向来极表兴趣，但两兄弟默契地保持沉默。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在研究者看来却近乎可恶，因为资料是那么出奇的少。鲁迅只约略记一点冲突的过程，岂明更将日记中的十来个字剪去，不留片言，此事遂成谜案。但那又是谈到鲁迅时不能绕过的，大家只好来猜。从岂明绝交信的口吻来看，事情源于羽太信子几乎是一定的，而且鲁迅此后用过一奇特的笔名“宴之敖者”，宴者家中日女也，敖者游也，被家中日女逐出，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可做旁证。料必羽太信子有所指控，岂明深信之。那么这指控想来是说鲁迅行为不检了。我们现在绝无直接材料，无法臆断此事的有无，只能引述旁人的解释了。
最早提及此事的人是郁达夫（文）。1939年，达夫在《宇宙风乙刊》连载《回忆鲁迅》，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会。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季茀于1947年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其说如下：“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同年，有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日报》上连载《鲁迅杂记》，写道：“有过鲁迅跟弟弟周作人不和的传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从鲁迅的口里听过非难周作人的话。仅仅记得他好象对作人夫人的态度感到不快，带有非难的口气。我想，恐怕不是鲁迅跟周作人不和，而是跟周作人的家里不很融洽吧。”远至1975年，两兄弟的共友章川岛（廷谦，字矛尘，浙江上虞人，北大老人矣）向鲁迅博物馆谈话：“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他。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听窗。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窗下种满了花木。”这是鲁迅一面的说法。岂明对季茀的话很不满，但终是一个无言。以后有乔峰、景宋、俞芳，甚至还有海婴诸人撰文，基本不超过季茀所述的框架，大略是掌管家用的羽太信子花钱太过，常弄到入不敷出，而对长兄的规劝不满，企图将之逐走，独占大宅，因此向岂明诬称鲁迅侵犯自己，岂明一听便信，鲁迅则隐忍退让（如《水浒传》潘巧云离间杨雄石秀故事）。
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单方推理所得到的结论。季茀是两兄弟的好友，“竭力解释开导”至为正常，很可能洞悉真相（从鲁迅的书信看，他和季茀是要说知心话的，岂明亦许“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却以他所言为造谣）；达夫转述凤举的话，而凤举在1924年6月的冲突中在场，虽非去年7月间事的目击者，也可能有部分了解；增田涉和川岛是鲁迅兄弟故人，在当事人拒绝开口时他们多少有发表言论的资格。羽太信子似乎也确有癔病，会歇斯底里地发作（岂明日记有载，轻则“不快”，重则“狂易”，到晚年羽太信子简直闹得天翻地覆，五十多年夫妻，有时竟如仇敌，后及），1923年1月7日，岂明日记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要命的7月17日那天又是“池上来诊”。岂明的性格软弱似乎也成共识，不止一人说过他惧内，以至于为求清净读书，只好听任妻子发作，乔峰的追记尤其不堪。羽太信子心怀忮忌似乎旁证不少，据说嫂子曾当面给乔峰脸色，增田涉也说她曾要孩子抛掉鲁迅买给的糖果，鲁迅为之慨叹：“仿佛穷人买的东西也是脏的。”（这他后来派给《孤独者》中魏连殳）八道湾经济紧张倒不假，1920、21两年，鲁迅都有十余次的借钱记录，而以兄弟俩的收入，料不至此。其他家庭成员也多站在鲁迅一边。决裂后两人都写信给上海的乔峰，乔峰明确站在鲁迅一边。母亲更宁可搬来住鲁迅的租房（据说老太太生病，二儿媳不给延医，逼得老人哭着去找鲁迅，又是一个无法证实的说法。相反倒有说鲁老太太患肾病，冬天需吃西瓜，信子因发明西瓜膏，可以久存），鲁迅言：“八道湾只剩一个中国人了。”那真成羽太姐妹的天下。
可惜这些都打了折扣。以上所有追述有两个前提：他们是鲁迅这面的，而且没有及于兄弟反目一事的第一手资料。凤举已在猜测，季茀复以猜测补之。他1947年著文怀旧，其时岂明的汉奸之名已成。增田涉在日本的文章与之不谋而合，但毕竟语焉不详。乔峰支持长兄，又说明什么？他和北京家里的日本太太这时感情如何已有问题。母亲支持长子，又说明什么？她和两个日本媳妇聊天都没办法（文洁若文《晚年的周作人》记载一则她听来的细节：羽太信子病笃谵语，竟全是绍兴乡谈。但另有徐淦亲见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的）。从岂明三十年代的日记看，他常常举债，而同时家里又会设宴，五十年代以后更把家具、藏书，甚至日记一一变卖，家用仍然不足，迫得到处告帮（曹聚仁把岂明来信借钱的信编成一集）。看羽太信子持家确有可议（徐淦文《忘年交琐记》证羽太信子勤俭，不过所记是建国以后之见闻了），但收入减少总是事实。比如1921年岂明患病，教育部5个月发不出薪水，鲁迅和同事往财政部静坐无效（6月3日北京各校教职员工会同学生万余人游行，向菊人索薪，在新华门被殴，伤数人），就不得已借款数百。新中国建立后更不必提，政治风波几乎剥夺他的全部经济来源（其实五十年代初期收入也还可支撑的），岂明老境相当凄凉。羽太信子独占八道湾么？看来倒象的，但里面多少有点问题。赶走了鲁迅，花钱的少了两人，进项却少了一半，买卖可划算？总之岂明虽不开口，对兄弟失和这事不曾后悔（鲁迅也一样，“宴之敖者”可证。当他觉得加诸自身的攻击实在莫名其妙时，会拉来作笔名或书名以示反击，如“丰之余”、“隋洛文”、《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据川岛《弟与兄》载，发生纠纷的次日，岂明就作了一篇题为《破脚骨》的文章给他看。该文发表于1924年6月18日《晨报副刊》，“破脚骨”绍兴方言，无赖子也。文中岂明破口骂道：“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各……”。此后谈到鲁迅，总没有好话。在鲁迅身后他做回忆文字甚多，重于提供史料，尽量不露感情色彩。1964年，有赵聪著《五四文坛点滴》在香港出版，云“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岂明对此颇首肯。不过那说法仅及“讨厌”而无原因，同样不说明问题。即使作者直言责任在岂明，那是1964年，岂明80岁，去突遭“革命”两年（1965年岂明再次写下遗嘱，称“死无遗恨”，1966年殴辱加身无已时，有皮鞭有认罪而无衣食无居所者7个月，1967年死亡），自己是汉奸，儿子是“右派”，全家靠他写回忆鲁迅的文字所得稿费（造化弄人）和借贷度日，哪里会有否认什么的力气。他挂在嘴边一句话，“寿则多辱”，多少次受审交代，畏缩已经成了习惯（陈丹青后来看岂明在战犯法庭上受审的照片，仍然见到渊穆，黄裳正在那时亲身采访岂明，只觉得畏缩到可厌。抱着不同的前提看同一件事，就有这样大的差异）。
《诗经》有句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那是金星的两个名字。鲁迅不满周岁时曾舍入绍兴长庆寺出家，法名“长庚”，而“启明”恰是作人的字。鲁老太太曾经叹息说：家乡叫长庚星作“黄昏肖”，启明星作“五更肖”，两星永不相见。真是冥冥中似有天意。独秀评论传统大家庭模式的弊害相当精警：“男妇群居，内多诟啐，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似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生养，必为世讥……其实施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以君子始，以小人终，鲁迅与岂明如此，乔峰与羽太芳香子如此，岂明与羽太信子竟也如此。夫妻俩愈老矛盾愈大，自1951年起，“不快”一词频繁见于岂明日记中，在1960年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年7月吵了10次之多，至有“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者。年底岂明还幻想“明年有平静的一年”，1月就已经认命，静待羽太信子的发作“每日应时发”了。有时他表现得了无生趣，“唯祈速死”，有时又发狠咒骂老妻“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他、也是一代文宗的晚年，就在无尽的贫穷与聒噪中这样度过了。
总括一句，这事的原委到今终究仅有猜测，甲只能罗列诸说而无力，也不愿去做个基于猜测的断言。如果鲁迅对羽太信子没有不敬的行为，那又怎样？他的形象已经足够高大。如果鲁迅对羽太信子有不敬的行为，那又怎样？要求一个正面人物同时必是道德模板已是天真的体现，更换妻子是否阻碍了中山们成为革命者？醉心风月是否阻碍了独秀们成为思想者？毕竟鲁迅平生没有以“道德家”为标榜（他实实在在地说战士也性交，看谁是不是战士，只能看他有没有战斗，和别事无关），私德对他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的头衔又有何损（况且思想解放本身常常就伴随了性的混乱）呢。
兄弟俩的故事还有余绪。儿时玩伴，40年知音，即使分道扬镳，也有心意相通。岂明参与主事的《语丝》社鲁迅自始积极赞助，在同人眼中，周家兄弟的名字还未分开。1925年3月中山辞世，行严禁止学生去天安门追悼，一时间风旨而攻击中山的文章蜂起。鲁迅愤然作《战士与苍蝇》痛击之。其中有后来万口传诵的警句：“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就在同时岂明写下《孙中山先生》，他说：“一棵大树，要全部的去看他，别去单看那虫蛀的叶！呔，小子。”同样的语气和笔法，他们在各自的跋涉中，向同样的敌人开火。不久女师大前任校长季茀发起联署《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岂明是其中一员，他知道这是鲁迅的手笔。同年10月，岂明翻译罗马人卡图路斯的短诗，刊于《京报副刊》，题曰《伤逝》：“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大海∕兄弟呵，我来到你的墓前∕献给你一些祭品∕作微薄的供献∕对你沉默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又在同时，鲁迅也写成《伤逝》。岂明的理解与别不同：“乃是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一个月后鲁迅著《弟兄》，这小说无宁称为散文，非但其中“公益局”深镂着第一科的影子，岂明更用日记确证1917年5月他患病的情景也就如此，他惊讶地称道鲁迅的记忆力（季茀说“你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是鲁迅原话）。之后鲁迅仍对岂明举动关注，1927年雨亭进北京，查禁《语丝》社，岂明和半农避入北河沿菜厂胡同一个日本少佐家（4月雨亭绞杀守常，岂明将守常的遗孤李葆华藏在家里期月之久，和尹默设法将葆华送往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又保存守常的书稿，接济李星华姊妹）。鲁迅时在厦门，料岂明南来较为安全，但“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只能苦笑了。岂明50岁那年写了两首律诗自寿，其意颓唐，招来物议，鲁迅独说他还藏些对现状不平的，只是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不憭。岂明后来见到这评论，叹曰：“鲁迅能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岂明胸中可有芥蒂？）在民气激荡的三十年代中叶，岂明劝人们不要空言牺牲，钦敬文天祥、史可法的气节则可，学他殉国则无益。鲁迅倒赞同这主张的，但在1936年10月12日见104位学者教授联名的救国宣言《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上竟然没有岂明，病中的鲁迅依然敏感，教乔峰转告岂明：“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一周后鲁迅去世，乔峰致信岂明，并说：“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之后，对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岂明不理。及至日军侵华，北平陷落，羽太信子姐妹作为日侨，并无什么不快。岂明性情原本平静，从小听人安排惯了，并且对自己的谋生手段缺乏信心，于是也就恋栈。一生精明的适之特为从伦敦致函讽劝：“臧晖（适之笔名，典出李白诗“至人贵藏晖”。适之早年就以此名发表文章，在美又名书斋曰“藏晖室”）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岂明答曰：“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他说是老小拖住了他，他一相情愿地要做个乱世的隐者，于是铸成大错。
人们常说，与鲁迅决裂是岂明的大损失，以甲看来未免有点事后诸葛，无非说说便宜话罢了。即使岂明当真读书昭昭而行世昏昏，如纪晓岚（昀）“读书多而不明理”者，失去这样一个心灵的知音，学问的畏友，情感的寄托，何尝不是鲁迅的大损失？这样一对兄弟不能在相互摩荡激发中并肩前行，何尝不是中国思想界与文化界的大损失？鲁迅创深痛巨，牵动肺病，竟至呕血，残秋时候才渐渐能正常进食。但他不曾放下手中的笔，只是侧用了锋颖，提按间闪动寒霜。那是黑暗、虚无、冷酷的光，他正象一只受伤的狼，绝望地战斗，再不容情。
（甲注：岂明走着另一条路，他的气禀本来和鲁迅不同。我们说过，“五四”之后是战场一般的政局和古战场一般的文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苦闷的，他们知道不该做什么，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有人谋求干禄，有人隐入学问，有人找到“主义”，鲁迅都没有，但他选择向一切见到的黑暗宣战，因此他痛苦彷徨，然而始终“荷戟”。岂明的苦闷与所有人相同，但他的性格使他更重自省，因此他痛苦彷徨，并沉缅其中。1921年，岂明不止一次地说起他的无助：“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店了。”到1924年，已经演为“我若能找到一个‘单纯的信仰’，或者一个固执的偏见，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满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见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没有时要去找来却也有点为难”。一个人绝少机会当真改变另一个智虑成熟的人的思想，何况鲁迅本身亦无法指明大路，何况那个人是岂明。舒芜在《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中援引陈漱渝的说法，道是“这两兄弟先前思想就隐伏着分歧，而家庭关系的决裂使彼此更尖锐的觉察这些分歧”，这其实大抵可取。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是以鲁迅挽歌既终，便仗一柄林语堂所说的“宇宙锋”，击刺猛士劲敌，兼以屠狗。而岂明品题着自己的苦涩，竟也寻出至味，越性“躲进小楼成一统”，追求他“苦”的审美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他名集曰“药味”，名斋曰“苦雨”，用疏散哀愁，给自己披一件冲淡的外衣。）
1923年9月《呐喊》交新潮书社印成（新潮社是学生社团，经费拮据，印费200元全由鲁迅在5月间垫付，半年后还清），这是鲁迅的第一部专集，大受欢迎，销路甚好（年底即再版，鲁迅起初并不同意，他听说有的中学堂选读《狂人日记》，他不喜欢给孩子这样凶险的印象，同时希望人们多读些译作），总算给他一点慰藉。他是潦倒的很了。八道湾已将积蓄全部用光，官俸飘摇不可捉摸，鲁迅早开始频繁举债。自己和朱安的生活固然可以尽量简单，老母却不能长久在逼窄的租房里奉养（北房3间，母亲居东，朱安居西，中屋兼作鲁迅的卧室、书房兼客厅，幼小的俞家芬芳姐妹吵闹着跑进跑出。《幸福的家庭》里似乎有当时的影子），鲁迅也需要一个安静的居处读书写作，因此虽然生活捉襟见肘，他也只好打叠起精神来筹备第二次买房，迫得记了两年半的家用帐以便量入为出（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平均每月开销大约50元），一面尽力挪借，应付这一笔突如其来的开支。秋天里鲁迅去宣武门、西直门、德胜门等处看了十多处房子，9月相中“前桃园屋”，因契约起草程序出现问题而不成，到10月底买定阜成门内城墙根的西三条胡同21号旧屋6间，议价800，元旦后接收。合同上谎称750元，偷一点交易税也。西三条原属苦力聚居地，地势低洼，遇雨则积潦难行，房屋状况亦不见佳，即非破败，也须大修。工程堪称庞大，持续4个月又10天，核款579元，仅灰泥一项就使足万五千斤。这一笔花费已不是鲁迅此时的财力所能负担，身负公职与教职，也再无精力过问烦琐的改建事务。幸得情谊深厚的老友齐寿山（宗颐，河北高阳人，柏林大学毕业，鲁迅教育部同事，其兄齐如山戏曲上极通，助梅兰芳良多）、季茀（外放一任江西教育厅长，已回京接掌女师大）解囊（仅他两人就借款600元），诚朴重义的同事李慎斋、王仲猷援手，使鲁迅能在1924年5月25日迁入他在北京的最后一处居所。地方总还周正，是一套南北各3间，东西各1间的小小四合院，照例是鲁老太太婆媳分处北房东、西室，居中一间用作餐厅（南屋藏书），而向后凸出一狭长的工作室兼卧房，其北窗满镶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秋夜》中著名的两株枣树。这是慎斋的设计，鲁迅相当赞赏，给他取了个剽悍的名字道“老虎尾巴”，又称“绿林书屋（典出“学匪”吧）”，全部《彷徨》和许多译著就在这里，在“雨声滴答，月光幽寂”中一字字地诞生，那两幅图景来自景宋探访“秘密屋”后充满热情的诗意想象。
至少这时鲁迅还没法子诗意起来。在生活的重压下他多少有点穷极无聊。“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在《端午节》里方玄绰的太太吞吞吐吐地提出建议，立刻被骂作“无教育”，有趣的是鲁迅倒真的去买了，而且出手就是11元巨款的上海马票（他看好的一套旧家具才13元），还珍而重之的寄给乔峰，结果自然不消说得。他只得打消了横财就手的幻想，继续四处兼课，加紧作文，捱过这一段黯淡的时光。
7月学校放假，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办一个暑假学校，邀京津学者教授入陕讲学，鲁迅与焉。7日离京，21日开讲小说史，至29日讲讫，计12小时。所授内容轻车熟路，不必过于劳神，秦中自古帝王洲，西安是难得来一次的。鲁迅虽然于林石之胜缺乏兴致，讲学之余也少不得领略一番古意，何况此行目的之一是为构思了许久的小说《杨贵妃》寻找灵感（他曾对很多朋友提及这一构思，达夫有记，大约是：以玄宗之明，哪会不知道杨妃和安禄山的关系。所以7月7日长生殿上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对今生的爱情有些烦厌了，至于马嵬坡“宛转娥眉”甚或也是玄宗授意的。在蜀中老境凄凉，回想当初行乐，玄宗才后悔起来，被梧桐秋雨激成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最后以道士催眠，令他与杨妃梦中相见为结。自然是反用《长恨歌》了。达夫很赞赏这一腹案。甲说：小说恣意挥洒想象是毫无问题的，而且杨妃的故事向来引人遐思。徐渭有诗《杨妃春睡图》，起首一句“守宫夜落胭脂臂”，春睡而要守宫砂，委实意味深长。其歇后语也大致如此）。华清池温泉水滑，龙首原西风残照，却与心中的氛围迥异。鲁迅失望地摇摇头，杨妃的丽影渐渐淡去无踪。8月12日他返回北京，带着放松的身心和比较充实起来的行囊，并若干颇饶趣味的别样收获。有的常规些，比如土产、碑帖、在古旧市场淘来的弩机，有的就比较另类，像膝上一处小小的擦伤，那是他闲步时误踏了残阶弄的；还有唇齿间古怪的味道。鲁迅本来瘦削，又兼迩来多故，被烟熏得黑黄的脸上气色就更不佳，竟至有人贸贸然蹩来问道：“那特货儿是哪里买的？”他们以为这枯槁是拜（优质）鸦片所赐了。鲁迅越人气质发作，索性就来试他一试，没准真会幻出些“烟士披里纯（灵感之音译）”来也未可知，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很苦罢了（是多动而倔强的鲁迅。两年后他在北京喝胃药，又被人误为戒烟药水，这回简直懒得否认了）。这一程总算收获尚丰，酬劳加上川资共300元，除去个人捐给易俗社（改良戏剧的社团，1912年成立，秦腔名社。鲁迅毫不掩饰对京剧的不能欣赏甚至反感，而易俗社的革新他是支持的，并亲书“古调独弹”四字以赠。他说，李闯造反时随军就带了戏班子，后有一部分流到绍兴。因此绍兴戏比隔县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是秦腔的旁支。或者他欣赏秦腔就源于其刚，虽然那比他讨厌的京剧还要吵闹得多。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等则更技术化地阐明秦腔对京剧产生的影响）的50元，大约还有一些个人花费（伏园回忆，鲁迅和他商量，要厚酬一点提供服务的工役，将陕西得来的钱多留些在陕西。其他学者后来变卦，鲁迅很不高兴，说：我们还是按原议多给），总该剩下200元左右，很能纾解燃眉之急了（行前鲁迅尚借款106元）。陕西方面也该满意，贵为中央部员的鲁迅无形中提高了这期暑假学校的规格，各人的讲义也被编成专集，是很好的学术资料。其中鲁迅那篇整理后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可与其《中国小说史略》文白对读。
就是在艰难岁月里，鲁迅也不肯放弃他的幽默感，有一回惹了个小小乱子，孰知竟辗转使文坛生波。1924年10月，伏园在《晨报副刊》排入鲁迅和“阿呀阿唷，我要死了”开玩笑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却在见报的头天晚间被代理总编刘勉己抽掉了，勉己并且说这诗“要不得”。伏园无名火起，居然批颊詈之。是否打到了耳光还待考证，总之既然闹出来，伏园势必辞职（据说勉己倒慰留，伏园不肯，两人仍是好朋友云。在鲁迅的说法，则是勉己将改组《晨报副刊》，伏园不能见容是迟早的事）。谁也说不清总给人模胡和善印象的伏园何以一下子暴跳起来，大约总编插手副刊，撤下的又是业师的文字，让他深感侮辱，但是从勉己的角度来说，事情可能就要复杂一些。1924年一件很有名的事，是徐志摩（章垿）苦追林徽因（徽音，堂叔觉民、伊民，在黄花岗死难）。在浪漫入骨的志摩和笃厚的梁思成中间，小女孩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不过后来自然是志摩失恋，他在5月作一首《去吧》，“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一派落寞感伤。鲁迅这时候来一个“由他去吧”（原来只有三段），勉己联想到志摩是很容易的事。问题在于，《晨报》是“研究系”（进步党人组织“宪法研究会”，致力于制宪，在国会中有所争持。洎国会消灭，各派系风流云散，“研究系”亦徒留名词矣）的机关刊物，“研究系”的首领是任公和林宗孟（长民，光绪秀才，民初闻人，曾与伯英等组进步党，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段政府司法总长，毕生追求宪政，“五四”中主使火烧赵家楼，1925年在奉军内争中身亡），志摩和思成是任公的弟子和公子，徽因是宗孟的女儿。发一首无聊的短诗而可能开罪这许多人，无怪勉己以为“要不得”。不管要得要不得，伏园的饭碗是没有了（志摩接手）。鲁迅很过意不去，毕竟这事起因在自己的诗，况且倘认真起来的话，说那是歪诗不算过于毁谤的（鲁迅坚称自己不懂诗，不过他有很可一谈的诗论，新诗旧诗他都写的。他的律诗和绝句并非极好，总还不错，间有名句，但做起新诗来便古怪，永远忍不住要开玩笑了，或者他认为新诗家程度不够也未可知。他尤其不喜欢志摩的诗）。因此伏园提议自办刊物时，他极表支持。好在伏园已有名望，藉以往《晨报》的人脉，邀来岂明、玄同、林玉堂（和乐，又名语堂，福建龙溪人）几个，共同发起一种周刊，由伏园主编，印费大家分摊，以大学生为主要受众群体，于1924年11月17日发行，就是《语丝》。那名目的来历，据岂明的回忆：“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语丝》在第3期开列加盟者阵营，共16人：“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实际上这名单只代表一种意向，其中有些并不如何投稿，此外“中途忽来忽去”的尚有俞平伯（铭衡，浙江德清人，俞樾曾孙，光绪24年戊戌科探花俞陛云之子，诗人、红学家。1919年北大毕业，后任北大、清华教授）、佩弦、钟敬文（谭宗，广东汕尾人，中山大学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学之整理研究最为优长）诸人，而以鲁迅和岂明为中坚（鲁迅在京期间即投稿六十余篇）。
《语丝》的宗旨是有一点散漫的，岂明作《发刊辞》宣言：“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因此上他不求文体的整饬和文章的深度，而注重书写的自由，是偏重表达个人情调的文艺刊物。半农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体，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保持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那散漫原是有意的，是对《新青年》自觉的反省。
《语丝》是一歇喘息，是一种诉求。前面说过，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之后突然停寂，这一方面由于书写者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掌握存在差异，一方面也是他们追求表达自由的结果。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一批学人在《新青年》的大纛下挣脱思想的桎梏，走的是一条“听命文学”的路子。而思想一旦解放，就要受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约束，试图在各个方向建立话语权，不愿再行“听命”了（“听命”的众口一词其实等于万马齐喑。“一切文艺是宣传”是危险的定义）。因此《新青年》必然解体，而后副刊出现，文人各依自己的旨趣结成松散而相对契合的团体，比较随意自由地运笔，实现创作价值，体味创作快感。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伏园，一个并不具有多么大号召力的小字辈去职以后，会有那么多达人积极地攒一个杂志给他办，那并不是由于鲁迅的歉疚（那样的话岂明哪里会来），而是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使然。“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与参与者分担。”川岛如此追述。如果套用前引岂明的技术性解释，似乎可以说这又是一个“言志”对“载道”的反动。此时已有诸多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说1921年到1923年间成立社团四十多个，到1925年加刊物已不下百余），在《语丝》前后，《狂飙》（1924年9月1日创刊，高长虹主编并主创）、《现代评论》（周刊，1924年12月13日创刊，1928年12月29日停刊，由陈源、志摩编辑，主要撰稿人王士杰、涵庐、适之、陈源、志摩、唐有壬等，以欧美留学生为主。《现代评论》更重时评，不久就与《语丝》论战，是当时文坛一景）、《艺林》（1925年11月创刊，刘大杰主编）、《新月》（1928年3月10日创刊，志摩主编）等“自办”刊物纷纷出现，作家们在合作与扞格中尝试各种文体，形成各种文风，一面也巩固了新文学的局面。《语丝》的合作者们逐渐发现，他们虽没有一定的目标和统一的战线（鲁迅语），但竟逐渐凝成一个“语丝派”，塑成一个“语丝体”（伏园究竟是编辑，他最先意识到：“《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岂明、玉堂亦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感，鲁迅将之总结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语丝体”的文章或名“杂感”，或名“小品文”，而汇成现代散文的源流。
（甲注：或者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破旧，后期是立新。今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论及此，是很好的评论。但他说：“撤稿事件以后，鲁迅就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可以说，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了。甚至可以说，从此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凶猛的对手，一路打下去，直到到了上海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结成强大的阵线，向着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轮番进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后期之分，可以说从1923年10月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如果嫌‘撤稿事件’太小的话，那么到该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分别创刊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进入他的后期了。在前期，鲁迅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在后期，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闹翻后，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了。而且一直反下去，直到去世。”抛开其中甲觉得皮里阳秋的意味不提，这逻辑甲以为古怪。适之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假，但韩先生似乎把主将直接代入这运动本身，以为与主将闹翻等于反对这运动，甲是不能同意。前述太炎与中山闹翻，谁又能说太炎反对排满革命呢？所谓“殊途同归”，哪会有纯然一色的运动呢？鲁迅反对新文化运动，那他提倡的又是什么呢？曾经的反毛即等于反革命的论断，逻辑和这倒象呢。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评论《语丝》与《现代评论》道：“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这才是有格局的见识）
《语丝》的宗旨是有一点散漫的，岂明作《发刊辞》宣言：“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因此上他不求文体的整饬和文章的深度，而注重书写的自由，是偏重表达个人情调的文艺刊物。半农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体，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保持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那散漫原是有意的，是对《新青年》自觉的反省。
《语丝》是一歇喘息，是一种诉求。前面说过，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之后突然停寂，这一方面由于书写者对新文学的理解和掌握存在差异，一方面也是他们追求表达自由的结果。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一批学人在《新青年》的大纛下挣脱思想的桎梏，走的是一条“听命文学”的路子。而思想一旦解放，就要受文学创作自身规律的约束，试图在各个方向建立话语权，不愿再行“听命”了（“听命”的众口一词其实等于万马齐喑。“一切文艺是宣传”是危险的定义）。因此《新青年》必然解体，而后副刊出现，文人各依自己的旨趣结成松散而相对契合的团体，比较随意自由地运笔，实现创作价值，体味创作快感。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伏园，一个并不具有多么大号召力的小字辈去职以后，会有那么多达人积极地攒一个杂志给他办，那并不是由于鲁迅的歉疚（那样的话岂明哪里会来），而是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是作家的主体意识使然。“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与参与者分担。”川岛如此追述。如果套用前引岂明的技术性解释，似乎可以说这又是一个“言志”对“载道”的反动。此时已有诸多文学社团和刊物（据说1921年到1923年间成立社团四十多个，到1925年加刊物已不下百余），在《语丝》前后，《狂飙》（1924年9月1日创刊，高长虹主编并主创）、《现代评论》（周刊，1924年12月13日创刊，1928年12月29日停刊，由陈源、志摩编辑，主要撰稿人王士杰、涵庐、适之、陈源、志摩、唐有壬等，以欧美留学生为主。《现代评论》更重时评，不久就与《语丝》论战，是当时文坛一景）、《艺林》（1925年11月创刊，刘大杰主编）、《新月》（1928年3月10日创刊，志摩主编）等“自办”刊物纷纷出现，作家们在合作与扞格中尝试各种文体，形成各种文风，一面也巩固了新文学的局面。《语丝》的合作者们逐渐发现，他们虽没有一定的目标和统一的战线（鲁迅语），但竟逐渐凝成一个“语丝派”，塑成一个“语丝体”（伏园究竟是编辑，他最先意识到：“《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岂明、玉堂亦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感，鲁迅将之总结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语丝体”的文章或名“杂感”，或名“小品文”，而汇成现代散文的源流。
（甲注：或者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是破旧，后期是立新。今有山西作家韩石山论及此，是很好的评论。但他说：“撤稿事件以后，鲁迅就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可以说，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了。甚至可以说，从此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凶猛的对手，一路打下去，直到到了上海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结成强大的阵线，向着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轮番进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后期之分，可以说从1923年10月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如果嫌‘撤稿事件’太小的话，那么到该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分别创刊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进入他的后期了。在前期，鲁迅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在后期，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闹翻后，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了。而且一直反下去，直到去世。”抛开其中甲觉得皮里阳秋的意味不提，这逻辑甲以为古怪。适之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不假，但韩先生似乎把主将直接代入这运动本身，以为与主将闹翻等于反对这运动，甲是不能同意。前述太炎与中山闹翻，谁又能说太炎反对排满革命呢？所谓“殊途同归”，哪会有纯然一色的运动呢？鲁迅反对新文化运动，那他提倡的又是什么呢？曾经的反毛即等于反革命的论断，逻辑和这倒象呢。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评论《语丝》与《现代评论》道：“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这才是有格局的见识）
那时还有一位记者界高山仰止的人物，叫做“铁肩辣手”邵飘萍（振青，一名镜清，浙江东阳人）。此人少年早慧，14岁进秀才，1906年20岁时就被任公聘为《申报》特约评论员，从此以报为生命者20年。他是报业全才，自己主办报纸，兼任多家大报主笔，尤以新闻之迅捷和时评之犀利著称，其记者天赋、职业操守和胆识一时无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德断交，这等重大新闻都是他的独家报道。慰庭如何阴谋复辟，北洋政府如何黑暗，如何企图出卖山东，数十万字的辛辣时评都出自他的手笔（1919年5月3日晚，飘萍在北京中等以上学生代表集会上演说山东问题，讲者声泪俱下，听者群情激愤，就此点燃了火山）。他的报馆几次被封，他本人几次亡命，捍卫新闻自由的精神不曾少杀。1918年他手创《京报》，自任总编，以“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为宗旨，他竟有能力将内阁会议的内容用作北京新闻编译社（亦飘萍所创）每周二、四、六的固定消息。他又著《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在北大开讲，是这一学科的开山人。他瞩意苏俄革命（据说在1925年秘密加入共产党），著书《新俄国之研究》，介绍最为详尽。就是在“赤化”成了死罪之后，《京报》仍坚持发表《莫斯科特约通讯》，这在北方是独一无二的（南方国共合作，酝酿北伐，北京正四处搜捕各种党员）。岂知遇着横蛮无理的辽东马匪张雨亭父子（飘萍和张学良还是朋友，但他支持郭松龄反奉，与张家结怨），竟于1926年遇害（用的着“悍然”二字。陶菊隐说：“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临刑潇洒倜傥，不减英雄本色。其后不足百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杀（这回的凶手是又一位“绿林大学”张宗昌）。后人说“萍水相逢”四字，当得起中国记者最光荣的注释。
飘萍正在与《晨报》竞争，听说伏园这样一个能干人赋闲，焉能放过机会，很快通过鲁迅请定这“副刊之王”出山。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伏园放出手段，很快又开辟一爿“新进作家”文艺与学术的活跃园地。鲁迅给学生照例的支持，一年半中在《京报副刊》发表著译四十余篇。
《京报》没有派系，需要争取各方面的读者，为招徕眼球计，《副刊》上就常登些八卦，这是鲁迅不喜的。他看《语丝》也若有不足。《语丝》原是温文尔雅一路，岂明和玉堂都已经开始写优美自适的散文，放逸他们的精神，而有意无意地避谈时政了，《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那样第一流的好文字，语丝社不高兴写的。鲁迅叹息同人的不够强韧：“《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则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者。”他把这“疲劳”归于暮气，希望自己组成一支队伍，造一块属于自己的社会批评阵地，藉由青年的勇猛，“共同来试他一试”（适之常说的话。其实《语丝》是岂明的编务，鲁迅还是做一个普通撰稿人的好。他对语丝社的感觉也微妙）。1925年4月11日，鲁迅“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24日《莽原》诞生。这是一种周刊，每周五随《京报》附送，由鲁迅编辑，经常的撰稿人有高长虹（仰愈，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将。后与鲁迅闹翻，游学日欧后回国参加抗战，1941年到延安，最终下落成谜，下详）、向漱美（培良，“狂飙社”中人，后回黔做中学教师）、尚健庵（钺，字宗武，河南罗山人。后入民盟从事统战，高校恢复后任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朋其（黄鹏基，川人，北大学生。后有江津县长黄鹏基者，未知是否一人也）、韦素园（散国，安徽霍邱人，早逝）、韦丛芜（崇武，素园弟，后以翻译为业，译大量名著。“那十年”穷愁潦倒，幸得不死）、李霁野（素园同乡，后任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天津文化局长等职，译作甚丰）、台伯简（静农，亦霍邱人，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参与编《中文大学典》，书画俱佳，尤以散文享名），还有季茀。“那‘莽原’二字，是一个8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话是这么说，在这“旷野”上出现“叛逆的猛士”，固鲁迅所愿也。他总力图通过《莽原》培植新生力量，加强战斗，因此特别提倡社会批评的杂文。每苦其少，便自己来做（杂文是经由鲁迅才发皇起来的文体，在当时，特别在青年，是不怎么要做，也不怎么会做的）。《莽原》办了半年，“到11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半月刊的第一期，就登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未名社和《莽原》，一度不大好分清。1924年晚些时候鲁迅起意编印两种丛书，一称“乌合”，收创作；一称“未名”，收译作，由北新书局（李小峰掌）出版，但当时的读者尚未养成外国作品的欣赏趣味。与《莽原》相先后，素园、霁野、伯简等某次同鲁迅言及译作面世之难。然后他们说倒不如自己来做一个尝试，筹印若干期刊书籍（第一期经费600元，素园三人与曹靖华各筹50元，余款鲁迅自出），卖前印后，积久或者能成局面，于是就干起来，把《未名丛刊》移出自办，又编《未名新集》辑入创作，就取了“未名”做这团体的名字。两社成立时间相近，宗旨相通，大部分骨干相同，未名再接了《莽原》的盘，世人看来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但实际上领袖教导我们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小小十来个人的团体，据说也有山西派和安徽派的分别（见前文所列），个中委曲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文人间本难合作，长虹又是个眼高于顶的孤傲青年。鲁迅出走厦门，莽原中人忽然大起龃龉，1927年底《莽原》停刊，这是后话了。
从1920年起，鲁迅在北京兼教职6年，历各级学校 8所，以女师大（这学校名称沿革不少，一一列来徒乱人目，姑模糊称之）生涯最教人津津乐道。1922年时候季茀任女师大校长，特聘鲁迅为国文系小说史科教员，直至他南走厦门。
说起来鲁迅和这学校算有夤缘，早在10年前的民元，他就对女师大反对当时校长吴达铨（鼎昌，银行家，曾任中国银行总裁；报业巨子，曾任《大公报》社长；抗战期间主黔政，功勋卓著。不过民元时他在妇女问题的观念上还不比宝姐姐高明，放出奇谈道“女子认识几个粗字，懂得一点裁缝烹饪，以供家庭之驱遣足矣”，把学生激怒）的风潮有所耳闻。1920年，乔峰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许羡苏（鲁迅后来有时在日记里称她为淑卿，不知是其字否）随兄长许钦文（绳尧，山阴人，后官至浙江省文联副 ）到北京，拟投考北大。当时北大女生可以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但不收尚未入学的考生，羡苏只好请乔峰来做监护人。她于是住在八道湾，意外地得到鲁老太太的热烈欢迎。老人正和两个日本媳妇瞠目相对，朱安忧郁而见识有限，因此上这位见过世面的小同乡竟成了老人寂寞中的知音。夏天羡苏考取女师大数理系，搬进宿舍了，鲁老太太还—定要她周日和假日必来谈天，有时出去逛逛，也喜羡苏陪同。
电视剧告诉我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女学生一概头梳双辫或齐耳短发，蓝衣黑裙，布鞋短袜（民初后逐渐形成规制，一时竟引领潮流），事实上这里面波折不少，比如女师大起初是不收剪发学生的，如鲁迅5年后的追述：“民国9年（1920），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髫或S髫。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9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毛子农，名邦伟，遵义人。清光绪举子，后赴日留学，1920年任女师大校长，亦鲁迅旧同事也。此事鲁迅虽有憾于子农，莫以此就认定其“顽固守旧”）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发顶秃到近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事情的解决是岂明愤而于9月2日“寄还女高师聘书”，子农只得妥协（羡苏的回忆不同：“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树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6日岂明亲陪羡苏去女师大报到并作保证人。1921年羡苏托鲁迅帮她转学到北师大生物系（还真的是乔峰的学生），可惜功课跟不上，不久又须转回。一来一往之间，羡苏与鲁迅渐渐厮熟，她说：“1921年9月2日，三先生（建人）启行往上海，鲁迅先生就无形中成了我的监护人。”在艰难的1923年，是羡苏为鲁迅介绍了俞芬（也是乔峰学生）租屋隔壁的空房，她也就不再向八道湾走动，象追逐花粉的蝴蝶，转而砖塔胡同，而西三条。1924年羡苏毕业，由鲁迅介绍到私立华北大学附属中学执教，1925年又寄寓在西三条南屋半年，直到年底再由鲁迅荐到女师大图书馆才搬出。几年的密切交往，羡苏已宛然家中一员，无怪有人相信她是鲁迅的女朋友了。
但人们的最大兴趣还在许景宋（广平，1898年生。因景仰姓宋的母亲自取此字，又字濑园。但金庸认定这其实与唐名相宋璟有关，因为宋璟的字就是广平。这自然无考了。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景宋的侄孙女许念华为救学生牺牲于绵竹）身上。景宋潮汕人（有称番禺人，景宋乃自认祖籍潮州，或者是要攀昔年“潮州前八贤”之一许申为祖），生于广州越秀区高第街，实在是名门之后。父许炳樗，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堂兄许志澄（崇清），国民党“一大”宣言起草人，历任中山大学三届校长。族兄许汝为（崇智，两人的祖父是兄弟），国民党元老，曾任中山元帅府参军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 。叔祖许昌德（应骙），同治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闽浙总督，戊戌年与康南海大战（鲁迅时在水师学堂，椒生令其抄写昌德参有为的折子，以戒其乱心），手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割出九龙至1997年的就有此公。庚子年参与东南互保，算是昌德的实务之举。这一族俊彩星驰，人才极盛，其非同小可者复有许赓飏（拜庭），大盐商，移居广州之第一代；许宾衢（祥光），赓飏长子，手创高第街大宅，鸦片战争后以缙绅说止英人入广州；景宋祖父许昌言（应荣），浙江巡抚，人称“许青天”；许少衡（应锵），官做到道员，赞助戊戌变法，曾于危难中解救康、梁（又有一说颇惊人，谓康梁脱险是“后党”阴谋的一部分）；许晴江（崇灏）、许崇憬，辛亥革命元老；许济（崇仁），东征（攻陈炯明）名将；许崇年，北伐军大元帅前卫；许卓（崇耆），“百色起义”红七军参谋长；许锡缵，地下党人，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43年赴美留学是周恩来的亲批，保留中共党籍。1945年学成归来加入国军空军，情报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建国后是航空工业奠基人之一；许慧君，志澄长女，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中科院研究员。她有位鼎鼎大名的夫婿，名唤两弹之父朱光亚。多少英雄湮灭，景宋因鲁迅而独享高名，固无伟绩，亦奇女子也。
景宋为人勇悍，不拘常俗。出生后三朝，弄瓦之喜的炳樗就席间把她许配了马家，不料这个有克母之象（辛亥年母亡，不算克吧）的女娃儿生就反骨，小小年纪就敢拒绝裹脚，又闹着和男孩子们一起进私塾读书。懂了一点事理之后，更是成日里尽琢磨着怎样解除婚约。1917年炳樗去世，无法无天的景宋居然使出一招“李代桃僵”，同二哥商量出钱让婆家买妾，自己则脱身出走天津投奔姑母，就读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天高地大，景宋自在遨游。她入爱国同志会（郭隆真、邓颖超等组织成立），主编《醒世周刊》，在“五四”中有所作为。1922年考进女师大，大二开了小说史课，一向坐在头排的景宋得以亲炙周先生的风采。不幸这是鲁迅的潦倒时代，亲情和财产消失无踪，他虽不至衣食无着，总是应付为难了。于是26年后景宋这样写道：“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名声，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有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直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 ’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的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课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
人有时候会被记忆欺骗的。大概是心理防御机制使然，我们常常本能地过滤掉曾经历的难堪和不快，留下自感惬意的一面反复玩味。比如景宋记得的“初春和风”在鲁迅而言其实就未必存在，他那时衣食有虞，身心俱困，正苦熬在人生的谷底，哪里有许多“暖气”。来自岂明的打击过于沉重，鲁迅肺病大发，呕血，高热，泻痢，又（故意）不加珍摄，时而“不寐饮酒”，这一病绵延直到来春。景宋追怀的那第一课在1923年10月13日，而前后的11日、15日，鲁迅日记里都有“往山本医院诊”的字样（翌年2、3月间连诊13次），他带着坏透了的身体和心情来上课，自然“神龙见首不见尾”，讲毕就走，再无别话，丢给小姐们一个酷酷的谜。
景宋抱着极大的兴趣来研究这个谜，不过起初还仅限于背后嘁嘁喳喳和包围上来请教学问，她那时有位恋人，是远房的表亲，名叫李小辉。厄运降临在年尾，景宋突患猩红热，不幸又传染了探视的小辉，结果是景宋奇迹般地康复，小辉不治。1924年3月，满怀创痛的景宋回到学校，发现自己乍然被飞短流长淹没。“同学们见她就隐隐避开，到处传播着不利于她的流言，最初是说辉的死是她害的，更一变再变，把流言渲染成不堪描写的事实，来中伤一个毫无援助．难以反驳和新病初愈的霞（托名耳）。那毒矢集中射击到霞的身上，使她愤怒，自振，反抗，坚决起来。”（景宋散文《新年》）景宋究竟不俗，在身心的三重伤害里她淬炼了性格，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坚毅，她的轻蔑。如果没有鲁迅，甲相信她是会做出些事来的。
我们能否理解“学生”这个词在大约100年前可有几多含义？1895年举子们公车上书，揭开了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可有此事？即为实有，可如有为所述？）。而变法的国策之一即是废科举，设学堂，在民众的眼中，自然地把小学生比附童生，中学生对应秀才，大学生等同于举人，加以预备官人的尊重了。1911年江南某地，有千总捉了个“乱党”学生，被学生和缙绅问罪，竟使千总受责。仅数月后武昌起事，革命党的中坚之一就是留学生。达尔文主义特重青年，思想界革命又从学生群中发轫。于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所谓学生，即等于进步与希望，成为不满现状的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有这样的新老传统，当时的青年学生莫不以精英自居，以天下为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成为最前沿、最热情、最冲动的群体，结社、演说、闹风潮简直成了与学习等重的常业。大至巴黎和会学生要闹，竟能够影响外交（我们毕竟有过短暂的议会政治，却在公认最黑暗的军阀手中），小至北大收讲义费学生要闹，几乎逼走了蔡孑民（时在1918年，因政府欠薪欠费太甚，孑民决定收讲义费用于图书馆补充新书，而是否购买讲义听学生自愿。一非强制，二有正途，竟不见容于诸生，就“当局”看来，学生是有些被宠坏了吧）。这回女师大也起风潮，据说原因是有教员被辞而不服，高年级学生哄传校长偏袒理科，纷起响应。毕业班不信任季茀的人脉，担心学校介绍不到好工作，也成了倒许的生力。季茀亦有明代遇劾辄退，绝不恋栈的古风，随即辞职（此时政府任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孑民为首的数位校长辞职抗议，季茀也在其中），1924年的新学期，校长换了杨荫榆（岂明说倒是季茀的举荐）。
荫榆（小名申官，行六）无锡人，少鲁迅3岁，也是累世书香的世家子。其祖其父都做过小官，兄杨补塘（荫杭，笔名老圃，有女杨绛）官费留学日本，在早稻田求学时参加励志会，与人创《译书汇编》，专译载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义》等法学名著，曾为肃亲王善耆（主审汪精卫刺载沣案那位开明王爷，有女金璧辉）讲法律，袁政府中任江苏、浙江、京师高等审判厅长，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因强项去职，是早期民主启蒙者、法学家。荫榆幼年大约不被重视，杨绛（季康）说：“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荫枌）三姑母（荫榆）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这个未曾得宠的女孩子十几岁就被嫁给乡曲蒋家少爷，孰料居然碰到一位“老嘻着嘴，露出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口水”的低能丈夫。抗婚几乎成了新女性争取自由的必修课，荫榆显然也要过这一关。她抓破丈夫的脸，逃回娘家誓死不从，事体闹得不小，颇动无锡城视听。最后是婆婆让步，荫榆终生不复谈婚嫁。她到补塘参与创办的“理化会”学习，继入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中，1907年考得官费留日，6年后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被聘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并授生物学，明年任女师大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应教育部之选赴美深造，杨绛记下了惜别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在哥伦比亚大学，荫榆任留美中国学生会、教育会会长，1922年获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荣归。季茀既离职，教育部忽地有个怪想头，以为女校似乎还该女士来搞较好，荫榆遂成不二人选。1924年2月，部委其接掌女师大，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校长。不安分的学生如景宋便来研究新校长，研究的结果是：“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有这样的成长经历，荫榆个性孤僻固执已是应有之义，女人在男权社会做事更难免专断。令人不解的是，在以自由开放为传统，以教育研究生院享有盛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4年，她学来一套家长制的治校方法（出国前似乎并不如此），反对白话教育，反对学生结社，过于强调秩序，强调校规，强调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她的强调或者是对的，问题在于背景不对，在那个乱世，绝望与渴望交织，广被一切的黑暗与一隙光明相摩荡，中国象笼着一团雨云，时时准备电火的熠耀。青年有的是轻躁不安，如何能忍受压制，很快对荫榆的婆婆式管理不满。时移事易，荫榆好象忘掉了自己曾经的抗争，只记得女人的传统，发表奇谈说：“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一下而升到外婆级的学生并不领情，讥之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不喜欢这位婆婆的远不止几个学生，4月底，15名教师联名辞职，其他人也相继停课，酿成第一次风潮。这回鲁迅是主张以教学为重的，他并且亲作冰人。5月21日的《日记》载：“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来邀调解，与罗膺中（庸）、潘企莘（渊）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奠）一人耳。”他的口气，对没有参加调解的教师若有憾焉。此事后来终于消弭，婆媳总算相安度过了一个学期，等到秋季开学，几个南方的学生因江浙战事（直皖战后曹仲珊贿选总统，全国各方齐起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通电反曹，和雨亭、中山结成三角同盟。子玉运筹帷幄，北面防张，南使孙传芳入闽，结陈炯明制孙，以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略浙江，进击卢永祥。1924年9月燮元发难，10月12日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和大水（是年水灾奇重，天津、浙江、湖南均被灾）耽搁了行程，返校报到晚了两个月，荫榆援校规（校规本是缺课满3个月转为特别生，荫榆又专做了新规定）勒令其中3名文预二年级学生退学。荫榆这事做坏了，不分皂白骤加惩处已成问题，而且被开除的都是素有前科的问题青年，“好学生”则蒙宽宥。师生均以为校长处事不公，女师大学生自治会（ 刘和珍，总干事景宋，成立自治会是当时高校风气）向荫榆交涉被斥“借故闹事”，据说还发出“我即学校”的大言，使人惊愕。11月自治会发起“驱羊运动”，看官听说，这就是女师大风潮的肇始。
荫榆也令鲁迅不爽。1924年8月12日，鲁迅从西安讲学回京，检视积存信件，见到女师大下一学年的聘书，13日辞聘。9月14日，荫榆和女师大舍监胡人哲造寓挽留，与此相先后，鲁迅某日在学校遭遇了学生的包围（大概荫榆劝说无效，鲁迅来校处理剩余事务的）。“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铜墙铁壁。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景宋如此回忆。鲁迅学问好，思想深，难得的是肯加真诚的指导和支持，如《娜拉走后又怎样》的演讲（时在1923年12月26日），直是新时期的《女箴》了。因此青年都视他为导师，付以尊敬，而至亲近。课上无人缺席，课下访问请教，鲁迅家里客人不绝。这样的老师要走，学生自然要尽力挽留，女生们既有爱戴，又有优势，很可以胡闹一下的。陆晶清（秀珍，笔名小鹿，昆明人，抗日时与夫王礼锡在海外发起援华，后任暨南大学教授）描述说，未受教前很仰慕鲁迅，很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被他的幽默话引得笑了，可是当他脸一沉嘴一闭，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亲近，还敢于“淘气”，乃至“放肆”。这放肆也莫如景宋。“做学生的时候，我曾正如一般顽童，边听课边把这位满身补钉，满天星斗，一团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为什么。后来比较熟悉了，我问他是不是特意做成这样的‘保护色’，使人家不注意？他好像默认地笑了，这时我以为探寻到什么似的喜悦：给我猜中了罢。”那么我们可以推想，这回逼宫时候，从不甘人后的景宋想必奔走最力，也会挤在最前排的吧。
1924年10月，冯焕章（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得苏联的帮助或者说操纵），囚了总统仲珊，联合雨亭举芝泉为临时执政（傀儡而已。真是世事如棋，直皖大战才刚过了几年），三巨头达成无奈的妥协，焕章连电促请广东的中山北上共定国是。年底中山抱剧病来京，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女师大学生也计划参加，遭荫榆禁止。1925年1月28日，景宋等主持全校学生紧急会议，使“驱羊”全面升级。全校11级237名学生（可怜只有这几个）中172人赞成，物理、哲学、音专、体专4个班级65人严守中立，就此通过不承认荫榆校长身份的决定。学生闹风潮已有心得，自治会一面向荫榆递交宣言要她去职，一面派代表到教育部申述，请求撤换校长，同时举行记者招待会，意图形成舆论。荫榆也非好相与的，这事一来一回就陷入僵局。学校这样残喘断没有前途，中山病至不起（中山发现北京一毫民主自由的气味也无。他被芝泉软禁起来，2月26日做了肝癌切除手术，3月12日9时30分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去世，年58岁。解剖结论是胆囊腺癌，而他的肝脏标本几经颠沛，下落成谜），实力派各怀腹心，似乎刚现一隙光芒的政事眼看着坏下去。国步艰危，官场腐败，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在在使人绝望。景宋那年大三，正是考虑择业的时节；年当27岁，又值青春将逝，找不到人生位置的迷惘时期，她很想同鲁迅倾诉苦闷，祈望他的指点，却提笔踌躇。和好友林卓凤商量（卓凤真是厚道人。1929年鲁迅北归探亲，在给景宋的信里特意报说她的消息，并提及她还在问羡苏，听说鲁迅有了要好的人了，可结过婚没有，答以不知道云。景宋亦喟叹卓凤为人甚好，其病乃为朋友所累。至于究竟受何牵累，凡人的悲欢故事只好听其湮灭了），（如愿）得到卓凤的赞成（情形大概可参读《布拉热洛纳子爵》的开头吧），景宋遂在3月11日写成第 （收入《两地书》，和所有信一样作了些改动），又用了一点小心思，日内递到鲁迅手里。对这个热切莽撞的学生，鲁迅很有些偏爱的，当夜伸纸回复。回信的后面部分读来颇有趣味，确是夫子自道，对理解鲁迅很重要的：“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
人能体味广大深邃至于超乎一切存在的欢喜与哀伤，因此比全数其他动物幸运并且痛苦，归根结底全因为感情这物事。感情是神秘而不可知的，甲一向有点这样以为。鲁迅与景宋的感情究竟何时开始，说法是有很多，甲其实没法子，也不高兴去判断，总之《两地书》及其原信俱在，谁都可以细细玩味的。“164封《两地书原信》，完整地刻画出鲁迅和许广平的性格和感情。”不但是海婴的评论，公认如此。1925年三四月间的书信往还中（一个月6封信，每信要走3天，可也真是很高的密度），两人从人生、社会一路谈到学校的大小风波，口气固然亲切，师生本分是不错的。学生忧急地诉说她的困惑和焦虑，做先生的一一开释之，时而一同来点飞短流长（比如“琴心”的风波。1925年1月，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之独幕剧《父亲的归来》，被人在《京报副刊》指抄袭日本菊池宽的《父归》，欧阳兰作文答辩，女师大学生“琴心”也为他辩护。不久又有称欧阳兰 “寄S妹”的《有翅的情爱》抄袭郭沫若所译雪莱诗，“琴心”和“雪纹女士”又连文分辩。后知“琴心”实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亦即 “S妹”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作）。“自己人”是他们的感觉，但如要说有深一层的意味在，大约还没到时候吧。（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信萧军、萧红，回忆当年说：“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
4月12日是两人关系发展的重要一天，景宋与卓凤同去“探险”鲁迅的“秘密窝”。景宋有很多话要问，鲁迅却并不回答什么，只拿出个六角形的铁盒子，给她们每人一块萨其玛吃。吃罢辞出，也并不留饭。鲁迅在信里解释说：“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座（那天的日记记了小峰和衣萍的到访），所以只能论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但景宋欢欣鼓舞。她印象里的西三条“秘密窝”，是有强烈的浪漫色彩，对这窝的主人，更加开始有了别样的味道。于是在4月20日，景宋恃宠撒泼，再导演一出逼宫。十几年后她饶有兴味地回忆道：“鲁迅先生授课时很认真，不过绝不会随便骂学生，这一层我们很有把握。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先生正预备讲书时，姑且和他闹一下罢，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课室前排的几个人最爱捣乱：‘周先生，天气真好哪！’先生不理。‘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理。‘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先生笑了笑。‘书听不下去哪！’‘那么下课！’‘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还没有到快毕业的时候呢，不可以的。’‘提前办理不可以吗？’‘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先生指定罢！’‘你们是不是全体都去？’测验是否少数人捣乱，全体起立，大家都笑了：‘先生，一致通过。’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我们在午门——是皇宫的一部——聚齐，各人分头去，在那里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那面的管事人都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景宋著《关于鲁迅的生活》）这么个小小风潮，于景宋自然轻车熟路的，当晚还写信夸口说：“凭着小学生的天真，野蛮和出轨是有一点，回想起来，大家总不免好笑，觉得除了鲁迅先生以外，别的先生，我们是绝对不干的。”对她的泼皮无赖，鲁迅实深喜之，便在复信里吹吹牛聊以解嘲：“星期一的比赛‘韧性’，我又失败了，但究竟抵抗了一点钟，成绩还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众寡不敌，终被逼上午门，此后则遁入公园，避去近于‘带队’之苦。我常想带兵抢劫，无可讳言，若一变而为带女学生游历，未免变得离题太远……”随手以“老虎尾巴”的屋顶是何形状为题考试，用作报复。景宋不依不饶：“午门之游，归来总带着得胜的微笑，从车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楼和内操场时的泼皮，真是得意极了！……‘六十分’?太宽了吧! 那天何尝‘被逼’而‘失败’……不妨冲锋突围而出，可是终于‘被逼’。这是界限分得太清的原故吧?!是世俗积习之不易打除吧?!”（？！你几个意思？）于是鲁迅的回答，就几乎全是玩笑了：“……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典出徐炳昶的《通讯》：“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我们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了。”）听完《苦闷之象征》，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而我的六十分，则必有无疑。因为这并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无论对于什么学生，都不用‘冲锋突围而出’之法也。况且，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倘我挥拳打出，诸君在后面哭而送之，则这一篇文章的分数，岂非当在0分以下?现在不然，可知定为六十分者，还是自己客气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1925年春深时候，鲁迅与景宋之间，也就有了些微变化呢？
黯淡时局里的一抹生活亮色，也还不过是“苦茶里的糖”，校长与学生的矛盾日甚一日，终究没个了局。教育部起先也曾想过换人，行严妻吴弱男就是人选之一（此外还有“缝纫先生”湘人黄国厚，被学生反对掉；或荐张昭汉、胡彬复、陈衡哲等，而行严甚取荫榆之严，已决意挺杨。至于章太太，自然早无谓来趟这路浑水）。某日两个学生来八道湾访岂明，自称中立派，言只要换掉校长，学潮立可平息。岂明向教育次长马夷初（叙伦，杭州人，治老庄，长于金石训诂。南社中人，入同盟会，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36年发起北平文化界救国会，1945年发起民主促进会，因反内战被殴。1949年入政协，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现《国歌》即是夷初的建议）转达此意，夷初表态说校长可换，但不可由学生指定。而教育部秉着“女人掌女校”的宗旨，实无更佳人选，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学生既不承认荫榆这位校长，又等不到执政府的处分，索性自己做出来。自治会决定封锁校长办公室，景宋在同学簇拥下亲手上锁加封，迭设门禁，荫榆只得在校外另觅处所栖身，但不肯屈服，想出种种法急谋收复失地，一面向教育部疏通，一面声言“某校欲聘某某教员，同学中有欲担任者，请至校长办公室接洽”等，亦即学生们所控诉的“企图贿买”了。校内则自治会主持一切，教师准时教课，学生坚持听讲，一切尚能照常运转，双方只以散发大量宣言、声明、感想为攻防，两下相持起来。1925年4月3日，教育部派员来校查察，教务长薛燮元见满目是学生张贴的驱杨标语，忙趋前撕毁，捧满双手，被学生大嘲（景宋又是冲突在前）。燮元将景宋招至教务处申斥，却丝毫占不得上风，并且出现诟骂他的条纸（据燮元所引，内容为“薛先生你真没人格当杨荫榆的走狗还想当我们的教务长么快滚蛋吧”，亦景宋所为也），遂传檄辞职，景宋等5人亦以公开信驳之。燮元未几复返，自治会就其是否当复职表决。相当部分学生更关心自己毕业的问题，余者不够多数，景宋不能逞意也。
景宋发牢骚说：“风潮闹了数月，呈文递了无数，部里也来查过两次，经过三个总长（黄郛、易培基、王九龄）而事情一点没给人一个下落。”这时政局一团糟，教育部自身尚处颠沛，一旦缓出手来，未必有学生的好处呢。
政坛上这场走马灯般好看煞人的戏剧，大略是原教育总长彭静仁（允彝，湘潭人）在1923年1月丢官（静仁老同盟会员，参加过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老来却欢喜做官了。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卖国纳贿被捕，经审理无罪开释，静仁居然在内阁提议“重新来过”，致文干二度入狱。孑民愤极辞职，宣布再不与政府合作，北大联合多所大学千余学生请愿倒彭，被殴伤极多，静仁倒也只好下台，并且自适之那里得了一个“代表无耻”的谥号），6月大总统黎宋卿（元洪）遭仲珊逐走，内阁阁员高泽畲（凌霨，天津人，光绪举子，入民国属仲珊一系，后为汉奸，人比于洪承畴）摄政（北洋政治制度，正副总统缺位，得以国务卿摄政），黄膺白（郛，绍兴人，蒋盟兄，抗战前有卖国之讥。其实膺白受蒋促驾出山，秉忍辱负重之定策展其捭阖而行缓兵之计，事不可为固已知之。膺白早死，不及见战事）任教育总长。1924 年 10 月北京政变仲珊复被囚，焕章以膺白为国务总理摄政，易寅村（培基，曾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润之的老师。又掌女师大，是荫榆后任。在故宫博物院院长职上被诬监守自盗，1937年气死）任教育总长。寅村后入清事善后委员会，部务由次长夷初暂摄。1925年3月15日，芝泉（因云南省长唐继尧的推荐）新署的教育总长王梦菊（九龄，云南人，亦同盟会员，云南大学创始人）到职，却被北京各校师生查出曾因贩卖鸦片蹲过大牢（或云贩毒是为唐继尧的弟弟顶罪，入狱是因为打了英国警察），当下鼓噪起来。警察总监朱深（后为汉奸）武装护送梦菊，要夷初向各校代表解释，夷初辞职以抗。不足旬月，梦菊也只好黯然回滇。4月14日，行严以司法总长职兼教育总长。这似乎意味着芝泉要对教育界痛加整饬了：行严号称“老虎总长”（行严手办的《甲寅》封面绘有老虎，因此得名），最是强梗不过的。
行严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此人与鲁迅同庚，长沙人，1901年与黄克强（兴）订交，次年入南京陆师学堂，是鲁迅的学弟了。又次年拒俄运动（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发生，行严赴上海加入孑民等组织的军民教育会，受聘《苏报》主笔，与太炎、张溥泉（继，同盟会员，《民报》发起人，辛亥年任国会议长。后主“弹劾共产党案”，入西山会议派）、邹容（自号“革命军中马前卒”，作《革命军》，阐发民国政纲。1905年瘐死狱中，中山追赠“陆军大将军”，祀忠烈祠）结为异姓四兄弟。这期间行严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截了“中山樵”的别名，首次叫出“孙中山”这一名号，国内由此知重中山。1903年克强成立华兴会，行严亦主其事。1904年8月华兴会酝酿起义，行严在上海密设机关暗中接济。事机不密，被清廷破获，行严、溥泉等十余人被捕，经蔡松坡（锷，湘人，任公、复生弟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年任云南都督，后主护国军。天不假年，1916年病逝）营救出狱，亡命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又是独秀的学兄了）。行严回首前尘，深责自己才短力脆以至偾事，乃发愤苦读。他是个极端的性子，“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与过去真能一刀两断，并同盟会也拒绝加入（还是娶了故朝鲜提督吴长庆孙女、中山秘书、同盟会员吴弱男。那是一段佳话，弱男奉命劝行严入会，反为之倾倒，以身相许，中山笑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行严的矜持或者也有待价而沽的意味吧。至于弱男为人，可见季羡林的回忆，他与行严第二个儿子章用是朋友）。1907年行严赴英修法学及逻辑，尤重立宪政治。辛亥年事成，行严放下学位当即回国，以非会员身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主报》，兼江苏都督府顾问。他严厉抨击南京临时政府的不当措置，指斥“暴民专制”。对革命组织如何转型为民主政党的生死难题，行严主张将所有党派一律解散，重组两党竞选，“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此论不为党人所容，遂挂冠而去。教仁案起后中山搞寡头政治，行严知其不可为而义从之，草拟《二次革命宣言》，不久再度逃日，与独秀、谷九峰（钟秀，民元任参议员，组统一共和党，参与起草宪法，并撰民国史）创办《甲寅》，主“调和立国论”，写出一系列政党政治的好文字。1915年慰庭称帝，行严参与护国，袁死后任国会议员，在孑民的北大做伦理学教授。1920年润之与蔡和森（名蔡林泽膺字润寰，湖南双峰县人，少年才子。少润之2岁，同学挚友。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入共产党，自“二大”起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清党”后与润之力持武装暴动之议，“八七会议”至四次发言。1928年因病赴莫斯科，1931年在香港落于顾顺章之手，死之。有妻向警予，娣蔡畅）几个穷学生发起赴法勤工俭学，造访这位乡党化缘。行严道不同而义助之，募捐巨款至二万余元相赠，这份仗义令润之终生感念。
1921年2月，行严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复转入农业立国论，由此而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推行议会制，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工商业，192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仲珊贿选总统，行严焉能放过，在《新闻报》累牍痛斥“猪仔议员”，连带着抨击代议制。不旋踵仲珊事败，行严的政论颇合芝泉胃口，他乘间建议芝泉以“临时执政”兼总统与总理之实，自己也得任司法总长。
这回受任之际，开宗明义即宣布整顿学风，合并北京8所大学，统一高校考试（芝泉在《甲寅》发表《二感篇》，“整顿学风，严肃纪纲”是他的命令。而且这正是北洋政府的艰难时刻。学生过于活跃本已闹得不像，更何况其中蕴涵着日渐增长，足以构成危险的党人力量。请看前述北京学生的作为，真是又指点，又激昂，又粪土，在当道者而言简直跋扈过甚，与暴民无异了。他处也如此，比如1925年初，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抗拒新校长胡敦复，竟以墨水瓶掷伤敦复头部，迫他发表永不就东大校长的书面声明）。荫榆的婆婆化管理方式他岂但支持，亦且有甚，下令“五一”、“五四”、“五七”（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慰庭竟然屈服，国人视之为“国耻日”）等日严禁集会游行。北京学生向来激昂惯了，毫不把禁令放在心上，准备在1925年5月7日到天安门纪念国耻，追悼中山。行严与朱深釜底抽薪，谕令当日不准放假，并派巡警分赴各校严戒。学生突破禁锢聚集到天安门，遭马队冲荡与警察棍击，多人受伤。午后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在神武门开会，群情激奋，结队赴东城区魏家胡同行严宅第质问，行严拒见，学生性发，捣毁其门窗家具，与警察再起冲突，被逮18人（与军警动手已成学生的必修课程，据说曾有军人大战学生得胜后慨叹说这帮学生娃子学问做得好，架也打得不错，该弄进军队里来）。9日三十余所学校学生大请愿，求罢行严与朱深。11日行严与各校长商谈，尔后呈文道：“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后面的话好象有点肉麻了，道是：“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引咎辞职，不待批准，就避往天津去了。舆论以为教育总长“呼声最高者为林长民、江庸、屈映光等”，但芝泉焉能容学生骄纵下去，自便不以行严措置为非，乃于6月挽劝其复司法总长之职（同月逮捕北大的领头学生教授，捉了张国焘，27日通缉守常），7月再复教育总长，章程不变。
（甲注：5月8日，鲁迅写出《北京通信》，发表意见说：“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说得恁般轻巧！谁个不知，许多风潮都有国共两党的组织，这心腹大患正在南方与政府兵戎相见。况且“五七”国耻，所纪念的又正是政府当年的龌龊事。反对者来召开反对的集会，质疑政府的合法性，除压制外再无长技，也再无时间的北洋政府哪会“听他们开会”？即使真个不加禁止，结果又怎会“不过是开会而已”？禁是自杀，不禁也未必便高明些，残喘的他们总归事事皆错，而鲁迅举出俄国革命的例子，对当局的日暮途穷，他该是心知肚明的了。）
同是在1925年5月7日，女师大那边又起风波。校门被遮不得外出，学生决定在校内自组演讲会纪念国耻，特邀闻人石曾、稚晖、雷殷（可也都是国民党人）到会，并请总务长吴沆主持，而吴沆与荫榆素来交好。荫榆无法忍耐被几个蓬头稚子长久摒于学校之外，闻讯决定自任演讲会 ，以期重树权威。她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事体不谐，就开除掉闹事最力的几匹害群之马（这个词以后成了鲁迅送给景宋的专称，云“害马”，云“HM”），以儆效尤。事实证明如此安排并非杞忧，她在会场甫一露面，四下里立刻嘘声大起，生生把个杨校长哄下台去。眼见势成水火，荫榆引动杀机，当日下午在西长安街西安饭店宴请己方的评议会人士（教员评议会，各大学的决策机构。女师大评议会自风潮以来分为两派），席间定策。有位教育部的兼职教师透露了这一计画，学生面临开除总是惴惴，遂公推刘和珍（徽州人，后改籍南昌，1904年生，“五四”中活跃，时就读英语系）与景宋夜访该员刺探，闻听弥缝的前提是认错，两人举手加颈，以示决绝。5月9日，荫榆贴出文告，用评议会名义，以“不守本分，违背校规，鼓动风潮，妨碍学业”的罪名开除学生自治会员6名，是：蒲振声（秋潮，川人，赴苏留学后回国，经周恩来、邓小平介绍与特科胡伦结婚。30年代打入东北伪军，艰苦卓绝。1935年病逝于哈尔滨，其夫吊以“秋潮明月寄伊人”句）、张平江（川人，邓小平远房表姐。后为宋庆龄私人秘书，任广安中学校长）、郑德音（倚虹，川人，后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长，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珍、景宋、姜伯谛（无考），“即令出校，以免害群”，并发出“学校犹家庭”的名论。自治会紧急召开全校公会，誓要和荫榆见个高低。她们以更大的布告反击，教荫榆“以人格为重，幸勿踏入校门”，至于被通令开除的6人不但继续上课，更作为受难的英雄愈受支持，景宋亲手把荫榆的行李扔到街上。将近一年的风潮这回算到了决战阶段，两下里各自呼援，非决出雌雄断不能甘休。鲁迅投袂而起，再不置身事外，就于5月10日著文《忽然想到（七）》，对青年做出重大的建议与劝告：“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两天后女师大学生把鲁迅代拟的呈文递交教育部，那指控的口吻十足十属于学生：“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亦早不觉尚有杨荫榆其人矣。……今乃倒行逆施，罚非其罪，欲乘学潮汹涌之时，施其险毒阴私之计，使世人不及注意，居心下劣，显然可知！……实属视学子如土芥，以大罚为儿戏，天良丧失，至矣尽矣！……是以全体冤愤，公决自失踪之日起，即绝对不容其再入学校之门，以御横暴，而延残喘。”
21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校务维持会，荫榆也于同日“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作出种种针锋相对的措置。27日，由鲁迅拟稿，与幼渔、尹默、李革痴（泰棻，河北阳原人，历史学家，也曾任焕章的中将秘书长，于西周史最见功力）、玄同、沈兼士（臤，尹默弟，语言文字学家，著《广韵声系》）、岂明共7人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刊出，以证明被开除者的无辜，与开除的无理。谁也不能料到，由这纸宣言，引发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
30日，《现代评论》1卷25期登载专栏作者陈西滢（源，字通伯，1922年自英国归来，在北大任教。1929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4年再度赴英，供职于中英文化协会，晚年致力文化交流事业，直到1970年去世，再未还乡）的《闲话》，对女师大风潮发表意见。在这短短的文章中，西滢行文极尽摇曳。他以“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是非谁属的姿态首先表明立场：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一来“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二来“学生把守校门”，三来“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附近饭店召开教员会议”，于是“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西滢做出一个著名的比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所谓“扫除”，即是呼吁当局“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接下来，他又对《宣言》提出质疑，认为那“未免过于偏袒一方”，并且用一连串的“听说……可是……未免……可惜……还是……但是……”，曲里拐弯地指斥说，“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这篇文章后来被西滢亲手编入《西滢闲话》（他唯一的散文集）时，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定名为《粉刷毛厕》了。
或许被西滢的闪烁其词激怒，鲁迅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他并不讨论自己是否“偏袒一方”——实际上那也无可讨论——而把辩难的焦点集中在论证西滢本身的偏袒上，“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里坏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嘴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一言而将其钉死在“伪君子”的地位上，并且不依不饶，愈战愈勇，接连写出《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不是信》等许多文字，与西滢及“现代评论派”诸公不断缠斗下去，笔底的激越与刻毒空前，也因此而一举赢得了骂人的高名。
实在的，这事远非观点冲突那么简单。前面提了一下的适之所创的《努力周报》在1923年停刊，一年后的1924年底，《现代评论》创刊。就如《语丝》社同《未名》社的不易分割，《现代评论》似可说是《努力周报》的延续。也和“语丝派”相似，在适之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而契合的作家群体，就是所谓“现代评论派”，他们的居所多在北京东城区东吉祥胡同，所以有个统一的雅号是“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大同晚报》所赐）。这是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西滢尚不满30岁），在北京的学界自成体系。说来有趣，西滢指控而鲁迅坚不承认的“某籍某系”确属有形有质的真实存在，“籍”即“浙籍”，“系”或云“日系”，或云“文学系”，正是把持教育界的“最大势力”。这“籍”和“系”的因由，简单说肇始于排满革命（我们不谈有清的浙学）。日本是乱党的渊薮，党人是学生和战士的双重身份，浙籍留日的太炎与孑民，是革命与学问的双重钜子。民元以后孑民既为教育总长，又久作辟雍祭酒，人事上有意无意地偏重浙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东京国学讲习会的章门弟子不免弹冠相庆。当时的北大，尤其是文史之学，执全国高等教育界之牛耳，不但旁人总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 （牟润孙著《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风度》），即尹默、岂明也有此自觉（1922年适之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尹默弄权史，可记得独秀去职也恰是尹默的手笔），可见西滢所传播的流言倒也是空穴来风呢。不这未必意味着“挑剔风潮”一并属实，鲁迅的否认也并非惺惺作态：他是“荷戟独彷徨”的孤傲“一卒”（显然地带有尼采的影响），从不把自己归为一“系”中人，甚至不以北大教员自居（岂明也自称不过是“票友”而已）。
因此上，后起的英美“系”留学生与日“系”章门弟子如有夙怨，是争夺教育界的话语权。如果我们企图继续上纲，或者可以说成是欧陆的国家主义倾向与英美的自由主义倾向争夺思想界的话语权。在早些时候，适之已对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政治表示不满，“五四”以来，学界与民间不断翻涌的暴烈风潮更令这一干自由绅士忧虑。他们反对一切暴力，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民众，他们希望在贤达政府建立的秩序之下，在议会间作君子之争。他们所憧憬的或许是娇艳的民主之花，却忘记了脚下的土地。在当时的中国，哪怕在现时的中国，缺乏百年为期的民主训练，就是拼接好一个全须全尾的民主模型拿来，也没一人会使。
鲁迅是一个党同伐异的人，积久烦厌这些英美归来的毛头小子摆出一副天真高傲的自由绅士脸相。他的社会观、人生观、文艺观既与适之、梁实秋（治华，杭州人，哈佛大学毕业）、志摩等不相能，难免事事看不过眼，这时发现西滢是在用英美一派学者先生的口说话。他们热诚相信芝泉许诺的“善后会议”能够制订宪法，并且急需他们这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运用“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来指导。西滢看女师大风潮与学生青年的习惯性大闹都是所谓“群众专制”，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进而呼吁“教育当局”加以“整顿”。实秋劝穷苦人安守本分，才好一步步爬上社会上层。志摩放言：“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他们批评当局是为这当局“好”，他们看民众“直是程度不够”，他们要现有秩序下的安定。鲁迅的立场截然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就截然不同。鲁迅永远是强权的反叛，他觉得这事根本无可置疑，一个丧失了合法性而只知“吃人”的政府，将“育人”也变了“吃人”的教育，以及他卵翼下滥用威权“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的校长，又有什么可以辩护。“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他总归亲与过一次反叛，不惮于“煽动青年冒险”， 虽也批评学生行为的过激，但“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何其危险的论断！“正”的前提既那么不可究诘，则命定要做另一般暴政的借口），因此他总站在学生一边。一篇《闲话》不期然挑起了鲁迅战斗的激情，他觉得这些绅士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实际等于为暴政张目，贻害远过一时一事，断不可任之。他本饶富绍兴师爷禀赋，又从短暂的学医经历中拿来撮要建立标本的长技，这回觑着西滢的面孔，试图勾勒出绅士的群像来。于是他为西滢们取了“正人君子”和“文人学士”两个绰号，持续猛烈地攻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那攻打几乎可以说与西滢无关。这是件奇异的事情。见鲁迅似乎乐此不疲，西滢困惑、委屈，并且愤怒，却看不透鲁迅的出招，多以人身攻击回应，未免落了下乘。但若说鲁迅对西滢本人并无恶感，又显然不是事实，他从此毫不掩饰对“现代评论派”诸公的厌恶。（换了史家身份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并不曾抹杀“现代评论派”的文字，西滢也真心称赞阿Q的。不以人废言，当时人至少有这风度）。
鲁迅就这样空前激越地卷入了女师大风潮。有人说他秉至正而申大义，有人说他是为了景宋的被开除，有人说是季茀不甘去职而邀他助拳，鲁迅总归懒得辩解。他在梦魇中追问：“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也在其中”（《狂人日记》语），他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鲁迅似乎有一些原罪意识，他深觉自己处在弥漫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中，这黑暗使青年“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而自己居然也是黑暗的一分子，故他只要一日尚能说话，就必须站出来为青年声唤，“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竹内好《鲁迅》）
鲁陈短兵相接的时候，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惨$#案。先是，GCD中@#央决定争夺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从早春时候即不断组织^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伤十数人，GCD中$@央发动全国大反日（先是，5月3日日本制造“济南惨%$案”）。28日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30日各界反%帝大游&行。谁也料想不到艳阳下的南京路已布成死亡陷阱，游行队伍突遭英国巡捕的枪弹攒射，数十人喋血当涂，亡13人，被逮百余人，上海滩翻作一片修罗杀场。
多年郁积的愤火一朝爆发，上海总工^会全力斡旋，与学界、商界大举联合，自6月1日起在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诸“友邦”如临大敌，流^血^事^%^件不时发生。英国兵更制造“汉口%惨^^*案”、“沙面%%&惨*&案”（遭枪%击的是黄埔生，带队者何应钦），各杀数十人。洋溢的鲜^*血愈使民气激扬，旬日间狂飙席卷全国25省（行政区划不过29省）六百余县，参与人口超过1700万，涵盖社会各阶层，影响远及海外，“五^卅^运^动”也在极短时间内升级为旨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ZGGCD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载6月5日《热%%血日报》，主编瞿秋白）的怒潮（“五卅”中西滢又发表《闲话》，一面谴责英日兵警的$%%$屠%%%$杀，一面又主张只能在所谓法%律范围之内据理力争。丁文江说：“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若是我们大家立刻不吸‘前门’‘哈德门’牌，山东种烟叶子人今年就要损失二百多万。”这等高论又激起“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新一轮交锋，后话不提）。
（甲注：“五%卅%运%%动”持续百日，影响颇称深远，国%$共^^$两^%$党借机努力扩大各自的组织。6月广州沙面^^%惨^%案^发生，GCD组织省港大%^罢%$^工，重塑了工人的基层结构，直接促进广东地区的革^%^命^^^u化。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改组军%t队，年底统一全省，酝酿北伐。另一方面，秉着争夺对工G人G群%众领导权的宗旨，不满4周岁的GCD迅速崛起，显示出在下层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对既有秩序的强大破坏力。国%%^民^*党中人如戴季陶者为之警醒，也埋下了日后“清^党“的种子。“五%%&卅^%运^&动”开启了一个暴&&力时代。）
鲁陈短兵相接的时候，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惨案。先是，共产党中央决定争夺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从早春时候即不断组织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顾正红，伤十数人，中共中央发动全国大反日（先是，5月3日日本制造“济南惨案”）。28日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30日各界反帝大游行。谁也料想不到艳阳下的南京路已布成死亡陷阱，游行队伍突遭英国巡捕的枪弹攒射，数十人喋血当涂，亡13人，被逮百余人，上海滩翻作一片修罗杀场。
整不过过滤系统，用图的方式贴吧
则足见不屈之精神，尤足为万世师表。总之：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7月里两人开始互叫“嫩棣棣”，9月22日中秋，景宋又“远远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这回胜败可就无考了）
缓急相济这要诀荫榆倒有的，隐忍到了暑假，等来行严的复职，迅即施出手段。7月29日荫榆贴出文告，以暑期修理校舍为名，要求留守的学生搬出校外，翌日夜半再布告解散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这是围剿前最后的清场了。8月1日发起总攻，荫榆托名“参观”，引李四光（仲揆，湖北黄冈人，同盟会之最幼者。中山让国后赴英，得西滢资助回国，时任北大地质系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等名流，率军警、侦缉及三河县老妈子（泛指也。盖三河县妇女身材健硕，多为佣工故）近百人大举入校，紧锁大门，截断电路，关闭伙房，隔绝校内外一切来往，宣布解散“驱羊”最力的4个班（见前述）。和珍等上前质问即遭围殴，伤十余人。有乖觉的逾墙传警，驰援的师生不断涌入学校，与军警斗在一处。“语丝派”名将玉堂激于义愤，抛下有身的妻子率尔参战，施展少年时在哈佛练就的垒球身手，来一个“没羽箭飞石打英雄”。他管自一五一十投的高兴，不防被人欺近来在额上敲了一棒，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而鲁迅赶来时天已向晚（“是耶非耶，何姗姗而来迟”），荫榆退走，军警与学生隔墙对峙，劫余的学校已成孤岛。鲁迅挟部员的威势闯过拦阻，当晚就在教务处值夜，以击破“男女学生混杂”的流言。对这种中伤鲁迅怒不可遏，终于破口大骂：“我说她是梦话，还是忠厚之辞；否则，杨荫榆便一钱不值；更不必说一群躲在黑幕里的一班无名的蛆虫！”（《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正如甲所言，用不同的眼光看同一件事，结论就截然不同。荫榆的说法自然是学生“滋扰”在先，她特为请来“参观”的四光当即被学生谥为护杨“三勇士”之一，“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萧友梅、李仲揆、夏莲芳汹涌入校”。四光十分委屈，写一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辩白，载于8月22日《现代评论》。据他叙述，前晚荫榆打来电话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里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四光与荫榆本无交谊，但本着“看戏”的心态到场，却未见“所谓参观的人士”，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下午3点多钟，四光再熬不住，硬起头皮告辞，“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于是“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四光感叹说：“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
一件事，两样说法，我们信谁？当事的荫榆的控告，未到场的鲁迅的痛斥，温文的玉堂的伤口，还是笃诚的四光的亲历？四光的人品自然不容置疑，但他离开的时候全武行似乎还没有开演。他倒不曾想过，荫榆若无所布置，却何以在前晚清场，又特邀无甚交情的他来“参观”些甚么？鲁迅的手法很简单，只罗列各方的自承，即见真相。荫榆说“8月1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她同时以女师大名义发布的却是“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是派警在先；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则宣称“于上月31日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函……请准于8月1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来校”，两者相成，足证荫榆是早有准备了。
事情闹到这般田地，荫榆再怎样不服输，也自知无力收拾局面，黯然请辞，从此淡出国人视线，只留给我们一副鲁迅描绘的阴惨惨的“寡妇”面孔。以后的十多年，荫榆先后出任中央大学区立民众教育院讲师、东吴大学日文兼教育学教授，又执教苏州女师和省立苏州中学，三十年代中期还创办了名为“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私立学校。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迫荫榆出任伪职，荫榆严词拒绝，更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抗议兽行。日军以荫榆总算是个闻人，一时未肯唐突，偶尔也薄责手下，荫榆在盘门新桥巷的家就成了左近妇女的避难所，她也被侵略者视为眼中钉。1938年元旦，两名日军谎称司令部传见，将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边，一人突然放枪击之，另一人抛她入河。见她挣扎呼救，又开数枪，用最野蛮卑怯的鬼蜮伎俩，把荫榆杀死在河中（苏州人杜兰亭《饮河轩诗词稿》中《哀榆曲》记此事，诗长不录）。衡量一个人，见其生亦要见其死，而我们为宣传计，对此节从不提起。甲说，以历史的复杂与人性的多面，盖棺论定已嫌草率，我们从前更全从政治前提出发，轻轻将人定性，能不殆哉。
回到1925年的女师大，8月3日军警撤离，4日行严亲来视察。对学生的申述他未置一词，但8日即呈文执政府，请求停办女师大。理由全采荫榆的说法：“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因此“呈为国立大学，师生互哄，纷纠难理，拟恳查照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该大学暂行停办，以资整顿而维风纪”。10日，执政府秘书厅颁布女师大停办令。12日，行严将鲁迅免职。13日，女师大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由教员9人、学生12人组成，负责校内外一切事务，鲁迅是委员之一。17日，部令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行严亲掌女大筹备处，职司大专教育的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湖南武冈人，留德回国，自称“稍娴武术”，时兼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后任是林风眠，该校后改组为中央美院）受命接收女师大。行严学法政出身，岂不知大学不能凭长官意志随意决其生死？奈何他既作了高官，就以拿出魄力维持秩序为天职，其他种种只好舍弃了。女师大风潮也就从驱逐学生们认为的坏校长而升级为反抗强权的宰割。呜呼，中国高等教育之终究不能成事，自停办女师大始。
百昭这回注定要扮丑角，8月19日晨他拥众而来，先派警察在外防御学生求援，自己亲领部属强行入校宣布接收，对学生竟行调戏。北京各团体各学校代表闻讯赶来，将百昭围住。两下里大打出手，百昭冲突而出，捕走14人。20日晚7时，百昭又率军警夜袭。他们冲进女生宿舍大肆搜检，又将学生自治会的函件文具席卷一空。22日百昭点将，此番除警察、侦缉外，还招募了大批茶役、女丐及三河县老妈子，据说有数百人之多，挥舞棍棒扫帚，卷地杀来，真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百昭（据当日《世界日报》所载，是爬墙进入的）指挥大军，或三五人，或七八人服侍一个，将仅有的四十余名坚守校园的学生一个个拖将出来，殴辱捆绑，塞入停在教育部街和参政胡同的汽车中，运往报子街69号女师大补习学校。这一役学生重伤2人，失踪7人，哭叫声闻，状极凄惨。而景宋身手料也不凡，竟能脱逃，先往学生联合会告急，又躲入西三条避难（景宋后来回忆说她一连住在鲁迅家五六天）。
旷日持久的风潮委了干员就立获全胜，行严意气洋洋，亲撰《整顿学风令》以儆效尤：“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濡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俱存，所宜取则。”紧接着就用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园成立女大，任敦复（就是那位被学生驱逐的东大校长）为校长，以求形成一种平稳过渡的印象。行严很看重这场胜利，他希望挟余威平息过于活跃的教育界，进而钳制各种危险的思潮，或者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但他的诸般手腕实在算不得高明，殊无益于其德望之增进。此前的8月18日，北大已议决倒章，宣布脱离教育部独立。26日，女师大学生李桂生（女师大最早的地下党员，在8月22日护校之战中受重伤）等24人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控告行严、百昭、戴修鹭（湖南常德人，任教育部会计科长）。同日季茀起草《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指斥其“思想陈腐，行为卑鄙”，“藉整顿学风为名，行摧残教育的计划”，“直以枪剑为身教之资，隶教部于警署之下，自开国以来，益未见有教育当局而下劣荒谬暴戾恣雎至于此极者也”。（现在哪里能见到骂人如此好听者）北大教员41人联署，鲁迅与焉。
8月25日，校务维持会通过决议，誓不向强权低头。鲁迅、季茀、幼渔、尹默、劭西、郑介石、傅仲嘉（种孙，江西高安人，数学教育家）、徐旭生（炳昶，河南唐河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后加入斯文赫定西北考察团，因之转入考古，开夏文化研究之生面）等三十余教师（揆理该没有这么多吧）接了聘书，宁可不收分文，也要将女师大的教学生命延续下去。校园已经失守，他们就在补习学校设立临时办事处招生，一面向社会各界募款。到8月底，所募经费已足半年用度，遂租定西城宫门口里南小街端王府西南之宗帽胡同14号一所院落，辟为6间教室，又在附近另租宿舍。自9月13日，报考的新生络绎不绝。20日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组织新生入学考试，鲁迅前往监考，博物学试题就是他亲自出的。
象征不屈的女师大于9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四十余名新老学生与家长、教师及各团体代表共二百余人与会。《京报》以《女师大开学盛况》为题作了报道，并录鲁迅的演讲：“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至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从此他们愈加辛勤地执教，鲁迅主动把自己的课时增加一倍，短短的两个月，他竟然操劳至于吐血。
好在当局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南方的战云渐次凝结，北方各系军阀深感致命的威胁逼近，不免现出一派末世景象。春天里雨亭弃“奉军不入关”诺言于不顾，麾军闯入京城，同子玉、孙馨远（传芳，亦同盟会人，军阀中属直系，后来北伐的当面之敌）及焕章搬演三国故事，芝泉执政府如燕巢虚幕，诸政客终日惴惴，稍稍星散。11月10日，行严也宣布辞职，再度避往天津。28日，为争取关税自主权（据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决定，应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之约，执政府于10月26日请各关系国召开关税特别会议，11月19日通过决议，基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实行中国国定税率，而提高税率一项未能通过，即因政事动荡休会），北京各界数万人发起游行。28日，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莫忘记其时国共合作）的领导下，游行队伍多至数万人，“推翻军阀卵翼下之卖国政府”也成为第一主题，“打倒卖国段政府”和“驱逐段祺瑞”的口号中也夹杂着“打死朱深、章士钊”。下午在神武门举行国民大会，会后即整队前往铁狮子胡同3号执政府（今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暨清史研究所）示威，又至吉兆胡同段宅，因卫队戒备森严不敢轻动，于是转将行严、朱深、李赞侯（思浩，浙江慈溪人，老盐务，时任执政府财长兼盐务署督办，后变节为汉奸）、叶裕甫（恭绰，番禺人，家学渊源，为书画金石及收藏鉴赏大家，曾保护毛公鼎不落日军之手。建国后为政协常委、中国画院院长，时任交通总长，兼理交大、交行）、曾云沛（毓隽，福建长乐人，曾任交通次长，为段幕僚。后来躲避汉奸政府的征召，大节未亏）、百昭等人住宅一例捣毁。翌日复集结天安门续开国民大会，议决国民将自行“通缉卖国贼”，并要“先行查封其所属财产”。 游行至先农坛前广场，守常（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所领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意见分歧，自家闹将起来。国民大会 朱骝先（家骅，湖州人，同盟会员，辛亥年参加陈英士的上海起事，1912年入国民党。留学德国、瑞士，北大教授，实手创中山大学，奠地质学的基础。曾任浙江省 、教育总长、行政院副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抗战中骝先起意向蒋献9鼎，不料拍在了马脚上）不得已而宣告游行队伍解散，未料一支人马径直掩袭宣武门大街，纵火焚烧了“常常砭斥国民党”（西滢《首都革命与言论自由》）的《晨报》报社。嗣后受袭诸高官次第引去，行严作《寒家再毁记》报道藏书的损失，西滢证明那可是富藏，“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百昭也报失家藏的公款8000元。鲁迅可乐得逮到说说风凉话的机会，给他好一顿奚落。但鲁迅自己也成了八卦话题的主角，第二天各大报章风传“周树人齿受伤，脱门牙二”，《社会日报》、《舆论报》、《顺天时报》等报纸甚至进一步作证：“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门牙确落二个。”这就让人不得不相信了，鲁迅到北大上课，一向满员的课堂居然缺席了二十几人，他们满拟周先生会在家将养门牙。余人也多不反对瞻仰一堂漏风的授业，可以想见那天每当鲁迅开口，就会有一群学生侧了头努力窥视吧（老学生有这眼福的，1923年仲春鲁迅奉部命去孔庙演礼，人力车夫突然失足，行里话叫所谓“打天秤”，把鲁迅飞出，结结实实地咬在地上，这回真个“脱门牙二”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在12年夏”）。实心眼的朋其简直火急跑到西三条，勒令鲁迅张口，确认门牙健在，才放心离去。鲁迅想想当局的技穷，也觉好笑。他那篇《从胡须说到牙齿》，尽显其轻巧的嘲讽笔致。玉堂也学着借题发挥，在《语丝》第52期发表《谬论的谬论》，矛头直指行严的“读经救国”梦（这阵子玉堂是把鲁迅当作榜样的）。
女师大的良机出现，11月30日，季茀与鲁迅等同至校务维持会，率领学生步行由宗帽胡同出发，下午5时到达女师大原校舍。学生砸碎了行严手书的女大校牌，占领校园。第二天招待社会各界，击退女大教务长萧叔絅（纯锦，经济学与管理学界著名学者，曾与章士钊密谋撤换东大校长，引发驱胡风潮，几乎将繁盛的东南最高学府搅乱）的阻挠，当即宣布光复女师大，选举校务维持会 寅村为校长，遂开中国教育史上“校长民选”的先例（寅村还力辞了一下）。和珍、景宋、赵世兰（四川酉阳人，建国后为妇联常委，有弟赵世炎）等骨干24人合影留念，鲁迅亲为题词曰：“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经•秦风•无衣》）女大方面不甘失败，12月14日晚在撷英番菜馆宴请学生家长及教育界名流（以“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为主，四光也即席演说，又引出一段公案），就于席上成立“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国人习惯的杯酒论政啊），翌日改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发出《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号召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12月1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冲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西滢又找到话头发表《闲话》：“女大有350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多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质问：“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鲁迅自然有的说。他连作《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文，大嘲西滢这时晓得叫嚷，对行严拉出学生而强设女大的真“胡子”行径却居然不来抗议。而且西滢的所谓“‘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他的引申辛辣无比：“‘要是’帝国主义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20了呢？但是究竟还有20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1925年12月24日，执政府明令恢复女师大，年底免行严教育总长，委寅村代之，兼任女师大校长。一切太平，这就是女师大风潮的收束（翌年1月19日寅村就任，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辞，该会亦告光荣解散，和珍独“黯然至于泣下”）。
事情的一点余绪是玉堂温雅脾性发作，倡导“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他在1925年12月14日《语丝》第57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鲁迅认为此时讲这个副作用太大，作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高唱“痛打落水狗”，这成为他在学界名噪一时的大标志。转过年来，有署名姜华者将一顶“学匪”的帽子送把鲁迅，岂明罕见地间接施以援手。
我们还没忘了8月12日行严免掉鲁迅的教育部佥事。他料也察知“某籍某系”的“挑剔风潮”，鲁迅端领上将，却好是长久不听招呼的部员，正该严加惩处，他可不知“任人宰割”四字须与鲁迅无关。免职令14日发表，人皆往吊，鲁迅了无戚容（气么自然气得要死，没几天就肺病大发作），于是15日的《京报》登出消息《周树人将控章士钊》。这预告再准没有，一周后的22日，恰是百昭大展拳脚那天，鲁迅一纸诉状把行严告上平政院——北洋政府行政诉讼专门法院，9月12日，平政院第一庭正式审理此案，诉讼费30元。
鲁迅身为教育部佥事，擅自充当校务维持会委员，公然违抗本部行政，行严典在教长，不处分他才是怪事。但鲁迅何等乖猾，只以“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守上毫无关系，故对于女师大停办命令从未一字陈述意见，亦实无陈述之职责”一语，将“挑剔风潮”的事实轻轻赖去，他的答辩所重两端，全在免职程序之非法。其一，13日校务维持会正式成立，而免职令却在12日，“岂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是所谓“倒填日期”；其二，这回免职缺了一个重要环节。依《文官惩戒条例》，非按惩戒委员会之决定执行，对公职人员的一切处分为非法。行严老于法例，焉能不知此节，特特地在免职呈文中注明“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叵料故友执政府秘书长梁众异（鸿志，福建长乐人，鸿儒梁章钜之子。此人以东坡自许，奈何德不胜才，十余年后辗转在南京、华北及汪精卫处做大汉奸，终被处决。据说此人收藏翰墨颇丰，竟有苏东坡写给辛稼轩的亲笔信，此事堪发一噱。盖东坡之死去稼轩之生几30年，或者东坡是未来战士欤）过于巴结差事，不及细读便即照准，无意中反帮了鲁迅的大忙。
此类诉讼例无须两造当堂对簿，只以答辩书为攻守，文牍往来的时间自然长些。迄年底案件未见端倪，政局可先乱了。如前述行严去职，寅村继任，这人本是女师大校务维持会 ，又现兼着校长，与鲁迅原属一派，越发犯不着代行严趟这路混水。他甚至放弃答辩，更于1926年1月16日以16号部令派鲁迅“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事实上已经为鲁迅平反。2月下旬，第一庭长邵伯炯（章，这是一位翰林，书法家，长法政专门学校，后升院长），评事员吴煦（也是翰林，官至广东布政使）、贺俞（无考）、延附生（鸿，留日学生，曾任残清的民政部左参议）、周贞亮（又是进士，曾任黑龙江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并兼教授），书记官孙祖渔评议此案。鲁迅在平政院的内线、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寿洙邻迫不及待，第二天就忙不迭地飞札报喜，泄露审判机密道：“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尚须两星期也。”你道洙邻如何这般热心？说来他可不是外人，此人本名鹏飞，家中排行第二，父亲就是绍兴三味书屋塾师，那位饱学硕儒，可爱的寿镜吾老人是也。洙邻亦一才子，读书有成，镜吾恐他应试作官，坏了家训，竟把他锁在楼上。洙邻缒绳而走，考得案首和优贡会考一等第一名，选吉林省农安知县，在任上结好东三省屯垦局总办熊秉三（希龄，湖南凤凰人，光绪23年进士，长沙时务学堂创办人，五大臣考察宪政参赞。理财能手，曾任“人才内阁”总理兼财长，旋辞职，经营慈善及教育，并致力抗日。淞沪战后离世）而入政界，与之共休戚。秉三辞内阁总理，洙邻从之，自1914年起任平政院首席书记官，前后14年。不过洙邻对政府效率之低下总也估计不足，直到3周以后鲁迅才接到平政院缴纳送达裁决费用的通知（价1元），而还要再过一星期文书才得下达：“教育部之处分撤销之。”待法律裁决由国务总理贾昆廷（德耀，合肥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焕章一系。以陆军总长代理总理3个月，因“三一八惨案”退隐，后拒绝日军引诱，能全名节）手签的执政府第13号训令交付执行而将鲁迅正式复职，时间已经到了1926年3月31日，鲁迅在北京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据《晨报》1月18日载，因替鲁迅抱不平而一同被免的教育部图书审定委员会常任委员季茀和视学寿山也一同复职）。
藉由天时与人和（法律因素倒是次要的了），鲁迅同行严这一合交锋可称全胜。56年后，行严的令嫒（养女）、做过一时“帝师”的章含之（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其夫乔冠华）在《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5期发表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约略说些旧事，也算为父报仇：“‘三一八惨案’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了鲁迅是有误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不是教育部长，而且他当时也不在北平，所以这个事跟我父亲无关。但当然对于鲁迅，你也不可能要求他当时仔细地调查研究……当时鲁迅是在教育部当监（误，应为佥）事，教育部要裁员，下面拟了名单，他那时候当部长，也不是什么事都看那么仔细，别人画圈他也画圈。他当时不知道名单里有鲁迅，把鲁迅得罪了。第二是女师大闹学潮，带头的有许广平。女师大的杨荫榆校长建议雇一些大脚老妈子，又不能用暴力，又要把学生架出去，好让别的学生上课。我父亲就同意了，所以又把许广平给架出去了，随后发生了‘三一八惨案’。”按她的解释，鲁迅与行严龃龉全因私忿与私情，行严倒无辜的。但她的细节全错，到了信口胡说的程度（“三一八惨案”鲁迅确也捎带骂了行严，但不是骂他的“教育总长”。行严那时教长虽辞，还任着执政府秘书长。这事不必“仔细地调查研究”，翻一下《无花的蔷薇》就知道。而且当时谴责当局的人们，也多以段章并骂）。想来她是不会高兴提及力倡古文的行严，其古文程度遭了鲁迅怎样的奚落：“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况愈下’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撏撦，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的气绝罢了。”（见《答KS君》。鲁迅认为《甲寅》作他的敌手，程度尚远为不够也）另一段论及人品，更非章家人所乐闻了吧：“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联云“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平生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景行二十年、平生无党籍，是矜夸语，大言景行中山而又事芝泉唯谨，最教鲁迅冷笑），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似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两地书》信15，时间是1925年4月22日）
（甲注：1926年4月段执政府垮台，行严在天津日租界继续出版他的《甲寅》，继续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同时，他猛烈批评GMD“DZ”的反MZ与北伐中的反ZY现象。1927年大钊被捕，行严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28年南京政府一统天下，通缉前执政府高官，行严在列，遂再游欧洲，直到两年后张学良请解通缉，且聘为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1931年晚秋时候行严南下为杜月笙门客，不久执业律师。1932年独秀被捕，行严以故交未经独秀同意为其辩护，辩论状自当容不同政见申论，文气逼人，震动一时。抗战中力拒汪伪的邀请，仰杜月笙之力转经香港到重庆充参政员。1949年蒋介石下野，受李宗仁之请与润之面晤，和谈破裂即留北平，促成程潜、陈明仁的起义。鼎革后行严入政协，不再有许多锋芒。1973年5月以92岁高龄衔命远赴香港，与GMD谋求接触，未及有所展布，就因水土不服死在了那里。行严这一生阅历，抵得上寻常庸汉四五番转世为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压制XSYD而被鲁迅痛骂，和以后的有如此劣迹而被润之推重。我们总是学舌般地说着“一分为二”，一面却习惯于象看电影一样用“好人”和“坏人”把人简单归类——这倾向未曾稍减，只要看现在的所谓学者专家掌握了一点脸谱外资料便洋洋得意，举世也都以为他在翻案——难免困惑不已。要定义行严实非易事，他终生信奉多端，每次转变又倾力行之，是那种一条路要走到尽的人，因此大时代的观念冲突痕迹在他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行严学法律出身，思维冷静缜密，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对ZDZZ和RQZY最具心得，这也是他的光芒所在。不过人毕竟不是一张画像，行严且是属蛇的，他可不象老友独秀那样天真，勇决之外更有世故，在报言报，在官言官，他分得很清。他学习现代政治，却坚持古文；力倡自由与法制，却不惜用出非法手段控制局面；极力反对YDZZ，却先后在两个“DG”讨生活，生命的最后20年里更斯斯文文，与人相安。蛇最会逃，鲁迅逃进租界，中隐于市；行严逃进官场，是大隐于朝。他二人一生不曾吃亏。）
这一年颠沛过来，鲁迅竟不期然收获了他不曾希冀的爱情。实在的，鲁迅所以眼中那般黑暗，笔底那般冷隽，饱含了虚无绝望的色彩，与身历的不幸不无关系的。自幼曾阅炎凉，及长又破灭了家庭和兄弟的梦，孤身蹉跎了岁月，所见无非失望，愤世难免深深刻入骨髓，他甚至常有自杀的念头。这年夏秋时候（没有明确的时间分野，推究起来或许8月里景宋在西三条避难那几天有了升华吧）突然遭遇景宋火炽的目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乱了阵脚。他已经45岁，论地位不过一个（刚被革掉的）“区区佥事”，论财产债台常筑，论外貌形容枯槁，论身体未老先衰，所余只有一肚子学问，勉强能够糊口；一顶“思想界的权威者”（《民报》广告）的“纸糊假冠”（长虹语也），恰好足以招谤。总之左看右看，毫没有一点诱人之处，何况对方是小他18岁的文学青年。但这还只是皮相之谈。真正无法克服的障碍，是那个名义上的家庭。鲁迅虽然全力诅咒旧道德，他身上总有着深切的传统烙印（而这也使他越发全力诅咒旧道德。而这也使那一代人的反叛陷入二律背反）。“孟孙问孝，子对曰无违”，鲁迅事母是要努力做到“无违”的，母亲强加给他的家庭，他只有无言接受。但他断不肯如适之那般屈服，而索性放手追求欲望如独秀，或放怀追求爱情如志摩，又同样与他无缘。他的反抗，是牺牲自己和朱安，放逐进“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把这家庭变成一具僵尸。对可怜的朱安他不能不深怀愧疚，朱安所要的幸福极低也极简单，他绝不给予，但更绝不能连这一点名分也剥夺了她的，那无异于杀人了。连合法的名分都不能给予爱人，鲁迅自问是没有资格侈谈爱情的。而且，那时去死亡仅仅10年，身体状况如何他自己心里有数。1936年9月3日鲁迅给母亲写下遗书，吐露了实情：“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青年时代他就知道自己患了肺痨，因而时时做了死的准备，照在心里，是入骨的悲观了。1924年9月24日鲁迅日记载“晚往山本医院交泉（钱，是鲁迅的习惯用语，似乎典出王莽。此人欲使钱流通如水，发行过“货泉”钱）12”，诊断结果他只字未提，但就在当晚他写信给李庸倩（秉中，四川彭山人，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后入黄埔，供职军界，衔至少将，1940年病故。他与鲁迅情谊不薄，鲁迅这信的披肝沥胆也教人吃惊）倾吐衷曲，又连作《影的告别》和《求乞者》两文：“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即使在充满了死亡和隐喻的《野草》中也特出地散发着颓废的气息（乞丐是他常用的意象）。鲁迅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仍能活下去”，这话如此消沉！连一个明确的未来同样不能给予爱人，又何谈幸福呢。那么我们可以理解鲁迅在情感上的自卑：“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方。”
“90后”的景宋哪里去理会“80后”的鲁迅的颓废？传说中她有一句著名的回答：“神未必这样想！” 这是英国人勃朗宁的诗，诗中男主角自惭年长不敢去爱，10年后仍孑然一身，见当年恋人的痛苦婚姻而追悔。鲁迅在课堂上曾讲过这诗，今被景宋借矛攻盾，也无言以对云。但鲁迅还要犹豫权衡，对人性他是如此的不信任，他不能断定那热情的持久。《幸福的家庭》中间天真的小姑娘被生活消磨成“眼睛阴凄凄”的主妇，无论《伤逝》的主题是否如岂明解读那般追悼兄弟之情，子君总教人伤怀的。
人间情感终究驱散了阴森鬼气，“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景宋《为了爱》）这是景宋的胜利，更是鲁迅的胜利，他总算破了那层拘碍，添了新的勇决。从此他虽然仍不抱什么幻想，但逐渐不再绝望和虚无。至于那过程鲁迅照例保持沉默，好在景宋于1925年底自豪地高唱出爱情的凯歌，我们可以约略猜测些个中细节。10月12日，景宋以笔名“平林”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种》发表《同行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心路：“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亲近起来。这其中，自然早已相互了解。而且彼此间都有一种久被社会里人世间的冷漠，压迫，驱策；使得渠俩不知不觉地由同情的互相怜悯而亲近起来。”那篇著名的散文《风子是我的爱》作于1926年初，或许鲁迅觉得他过于私人，自己收到便算，没有刊出。据海婴后来追述母亲的话，风是迅速的，“风子”意为风神，所指就是鲁迅了。这散文确也是写给个人的，算得一封情书。文章并不好，但景宋激情澎湃：“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搏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它——风子——竟然承认我战胜了！甘当我的俘虏了！”景宋勇猛无前：“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1929年5月13日，已有身孕的景宋从上海致信旧友常玉书（瑞麟，景宋在天津时的好友，与之有撕掳不开的干系。当年景宋染猩红热，并致初恋男友小辉死亡，就是从看护玉书的妹妹而起。此后两家虽睽隔南北而交谊极密，海婴诞生后鲁迅第一个便向她写信报喜。鲁迅死后受景宋之托照料朱安生计，及朱安逝世，又为主持丧仪，并保护鲁迅的故居遗物）夫妇，重述当年情事：“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束，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旁人忧之，事闻于我，我何人斯，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以此脾气，难免时往规劝候病，此时无非惺惺相惜，……周先生对家庭早已十多年徒具形式，而实同离异，为过度时代计，不肯取登广告等等手续，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世俗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屡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这样说来两人定情在1925年10月前后该是确实的了，那位精明到情书都可以公开的鲁迅，《两地书》里面独不收8月底以后的信，大约也就埋了这伏线吧。年底鲁迅作短文《腊叶》，收入《野草》，回答爱他而“想要保存”他的人。进入新世纪后有学者孜孜考证鲁迅与景宋何日接吻，何日上床，撩拨得海婴要和他打官司。做学问做到窥视癖的程度，也算近年研究界的一景呢（这番考证大约是基于景宋作的独幕剧《魔祟》，那里面初夏夜里B和G有所动作，睡魔“在那帐顶上狰狞发笑”。而事实上仅以这篇一无日期二无署名、仅仅是用铅笔竖行写下、经笔迹鉴定才确定作者、创作时间则无可捉摸的作品为基础，从里面简单的一点房屋格局描写来猜测象鲁迅的北京西三条还是广州白云楼抑或上海寓所，再运用“弗洛伊德式”的联想来得出结论，这研究方法虽蒙别一些学者欣赏，可惜甲是没有办法信服的，并且也看不到考证这事有几多必要。学者又举出一位年长他4岁的受崇敬的先生以长途电话告知他景宋自己原有记载，首次上床时间与他研究的契合，至于细节的不便透露，但已令他“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并且为该先生的电话而热泪盈眶。无从考证的电话和更加无从考证的“他说”为证据，真是对“学风”一词的挑战）。
鲁迅在挫折、愤怒与快意中迎来了1926年。他继续教书，继续与行严作战，继续笔诛“现代评论派”（适之、志摩出面劝架，也给一并拉了进来），继续同景宋发展着感情，继续做回“区区佥事”，“时间依旧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生活似乎永远这样波波折折地继续下去。但就在胜诉法律文书送达次日的3月18日，北京城爆发一场绝大风波，其后如痈疽溃决，终究要了段执政府这病夫的性命。这天下午1时许，游行民众在执政府门前突遭枪弹、大刀和棍棒的肆虐，杀学生市民47人，伤二百余（或云155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我们今日回首当年，只好把几乎占据全部记忆的和珍交还给历史，试图对得起近百年视野的纵深。那么让我们说，事情的起因在张雨亭。平定了郭茂宸（松龄，沈阳人，丈夫也。磊落有奇节，为雨亭右手，张学良知交。陷于奉系内争不得申志，兼闻雨亭欲从日购军火攻国民军，愤而与焕章共谋起兵反奉，却被焕章所卖，关东军挫其锋，吴俊升自领骑兵绝其后，遂大溃，夫妇同殉）的内乱（雨亭以南满和东蒙的特权为饵向日本借兵取胜，事后大打其太极拳，但也埋下了自己的死因），他自领安国军总司令，联合子玉、阎百川（锡山，山西五台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残清步兵科举人，同盟会员，辛亥年在太原举事，从此守山西38年。平生在夹缝中求生存，以保境安民为业）击走焕章，攻打京、津。1926年3月，奉系毕莘舫（庶澄，山东文登人，“狗肉将军”张宗昌心腹，领海军中将）率舰奔袭焕章所部国民军占领之大沽口。国民军敷设水雷封锁航道，禁止一切商船进入。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12国照会执政府，引《辛丑条约》（庚子国变后清廷与11国所签，公认最苛最重的不平等条约）第8款“大清国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抗议，与守将鹿瑞伯（钟麟，河北定州人，焕章的老部下。年初焕章通电下野，瑞伯被推为国民军前敌司令）达成妥协。3月11日日本领事申请放“藤”号驱逐舰一艘入口，双方约定时间、旗号、泊位等项，但翌日竟有两艘日舰违约强行闯关，守军鸣枪警告，日舰视为进攻，开机枪伤人十数，双方枪炮互射，各有伤亡（中方死4人，伤8人，伤敌3名）。会海水落潮，日舰退走。这事激动北京各界再度大乱。3月16日英、美、法、日等8国公使决议维护《辛丑条约》，向执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提出5事：天津航道停止所有战斗；排除一切障碍；恢复所有航路标志；对外船不加任何干涉；停止一切检查。以上各项勒令于18日正午前兑现，否则“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此之谓“八国通牒”。执政府紧急召开外交会议，结论是通牒“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且奉军苟不放弃攻击天津，航道断难恢复。当日午夜，外交部草成复文，立交欧登科代为转达各国，实为拒绝。而国共两党以民气可用，于是就在同一个晚上，守常在北大主持集会，将通牒定性为“第二个‘八国联军’”，却匪夷所思地断言他“事实上是与段政府心心相印的”，因此号召“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更决定在“八国通牒”限期未满前大示威，“督促段政府严重驳回”，并立即着手四出活动，联络所有能联络到的团体。通牒与复文17日见报，北京鼎沸。
在超常繁乱的17日，当事诸方面各有忙碌。美国单方表示可以考虑有所缓解。外交部继续开会讨论应对，王儒堂（正廷，奉化人，同盟会员，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以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时任外长）建议承认通牒部分条款，王亮畴（宠惠，东莞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国际法专家，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曾以总理组阁，在民国走马灯般的政坛上长久任司法总长、外长，后赴台）则主张电诉国联（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的国际组织，1920年正式成立，以解决争端为务，成员国一度多至58个，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致议而未决。国民军却抛开虚有其表的执政府（芝泉本是个妥协的产物，比傀儡强不好多。在这混战的时代，他手里只有一个卫队旅）企图转圜，使人遍访各舰，许诺只要各国严守中立，即可恢复航道交通。莘舫也受命承认“八国通牒”。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大会，议决包围外交部、国务院，“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在国务院门前，卫队刀砍请愿代表，重伤5人（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中法大学学生会 的陈毅是发言4代表之一，但未受伤），外交部就温和得多，代表得向总理贾昆廷直接陈述，并告贾明日上午将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抗外示威，昆廷以外交辞令答复（他是否因此而事先有所布置？）。
3月18日的血色黎明，以学生为主的各社团组织渐次齐集天安门（当日共方、国民党右翼也同时召集大会，而以赴此会为最多），至10时已有团体超过140个，人众逾万。国民大会在愤激的情绪中召开，经演讲报告，群情激奋，不可遏止，即刻通过决议案8款（其要者为通电全国反对“八国通牒”，驱逐8国公使，废除《辛丑条约》，撤退外国军舰，要求国民军为反侵略而战等），就于会上成立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在“坚持到底，誓死不屈”的口号声中，大会 徐季龙（谦，歙县人，残清翰林，参与制宪，入民国为司法次长，民二参组国民党。1916年受洗，发起基督教救国会，后供职广州军政府，曾促使焕章倾向中山。北京政变后受焕章之请北来，1926年初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北京执行部主任，清党后渐趋反蒋。1926年初《京报》玩笑般地票选“新中国柱石”10名，倒有多人投季龙一票，鲁迅得票也不少）宣布会议结束，数千人由共产党人王一飞（浙江上虞人，昨日赴外交部代表之一，后参与长沙暴动失败，1928年就义）任总指挥，迤俪离开天安门广场，往执政府请愿。其间有一细节，事后看来亦颇重要：现场人陈翰笙（枢，无锡人。柏林大学博士，27岁为北大教授，后不愿插手政坛，致力于农村经济研究，建国后辞征辟，以经济学、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名世，2004年以107岁遐龄归道山）叙述：“台上人向众谓警察总监李鸣钟已来函声明愿保护群众。台上复有人报告‘府卫兵曾经解除武装，府院防卫由国民军替接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
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内，昆廷主持的会议正在听卫队的急报：学生将来请愿，“提出条件有三：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交出昨日殴辱请愿代表主使人；推倒段祺瑞。阁员聆言，皆面面相觑，良久不发一言”。还没议出个长短，又闻示威队伍已自天安门出发（走东长安街转北经东单、东四，即达铁狮子胡同东口，片刻间耳），会议即匆匆散，昆廷亲赴警卫司令部搬兵。他20日的说法，据报“徐谦等已率领千余人皆袖武器，声称到府，兄弟诚恐酿成事端，当以情形报告阁议，佥谓去年学生至吉兆胡同数次，皆经鹿总司令派兵居间不使接触，未酿成大事，此次仍可照办。”整队既毕，“出门未远，而枪声忽起”。
据次日《京报》所载请愿代表陈公翊（国民党员、共青团员）之陈述（在场者清华学生鲁潼平80年后回忆当日，与此基本吻合），时在下午1点半，执政府前空场（此地南为照壁，府门在北，东西两面是辕门）到了游行队伍约2000人。他们推公翊等5代表入内求与芝泉、昆廷对话，却见当面尽是执政府卫队，各个刀枪在手如临大敌，“全由国民军替代”显然只是传说。5代表几乎先尝了刀锋，被告知府内无人后退出。此时有人提议去吉兆胡同段宅，大众正莫衷一是，骤有士兵自大红门向背后突入，持棍棒殴击（一说是大刀队），继而前面警笛响起，枪声大作。人群顿时大乱，东西奔逃，彼此践踏。公翊称遭到府卫两轮齐射和兵士的刀棍，死伤枕藉（我们可以想象执政府前陈尸数十，百人辗转呻吟的惨景。是何战事？军队几曾英勇如斯？）。枪声息后，铁狮子胡同东西口，东四六条以北，北新桥以南，军警荷弹把守，交通断绝。据说他们清理现场，竟将死者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衣服也全部剥光。
被杀的47人、受伤的二百余人中，十之七八是学生，更有谢戡、陈时棻等十几岁的中学生罹难，幼者周正铭13岁，朱良钧仅12岁。最为国人熟悉的和珍在东辕门中弹，自右胁贯通左腋（鲁迅强调“背部”，意指追杀），斜穿心肺。她挣扎爬行，同学张静淑（长沙人，教育系学生，康复后往南洋数年。晚年致力于基础教育）趋前救助，身中4弹（鲁迅强调“其一是手枪”，意指是“官”，其实卫队也配手枪的。另据在场的佩弦讲，杀人者有手枪队，自东邀截）。同学杨德群（湖南湘阴人，国民党员，年24岁）还想扶起她，左肩中弹，穿胸偏右出（鲁迅意在强调射击的角度与距离）。同学王淑群再去扶和珍，腰间被猛击一棍。不知是否仍是那个人，一棍打在和珍头上，将她杀却。德群捱到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半小时后伤重身亡。北大女生谭慕愚（后改名惕吾）救出静淑，幸得不死（慕愚长沙人，青年党员，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极勇锐，顾颉刚为之50年相思刻骨。而慕愚追随黄绍竑前后亦20年，终身未嫁）。此外较著名的还有燕京女生魏士毅（被木棍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清华学生韦杰三（遇救后不治）死难，同是清华的丁绪淮亦背部中枪，3颗子弹穿入胃部，经抢救保住一命，但3颗子弹留在体内伴了他一生，直到1990年以化学工程学家和教育家的名衔去世。共产党人守常、赵琴生（世炎，四川酉阳人，与景宋一同被开除的赵世兰弟。早期工运领袖，周恩来法国同学，筹建旅欧少共，先入法国共产党。时任北方局常委，参与组织上海三次起义。1927年就义，年26岁）、陈乔年（独秀次子，1902年生，赴法勤工俭学中人，1922年亦从法共转中共，历任5届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被捕，于龙华就义，去长兄延年之死几1年整）等也在伤者中间。守常走避时遇到一名兵丁，问：作什么的？答曰：商人。被那兵丁打量一番，说：滚你的罢！于是得脱。倘说教书的，是有杀身之险。
我们何以不辞繁冗，这般详述？兹事体大，“三一八惨案”是政府向民众放的第一枪，同时也是自掘坟墓的最后一铲。段执政府一夜之间民心丧尽，几乎所有报刊杂志、几乎全体各界闻人同仇敌忾，同声谴责政府暴行。飘萍的《京报》自次日起连篇累牍地大举报道，12天之内登载消息、评论、通电113篇，《京报副刊》亦发表纪念、声讨文字103篇，为个中翘楚，《晨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不甘人后，至远隔重洋的《泰晤士报》亦将之称为“兽性”的“惊人惨案”。3月23日在北大三院，北京各界、各社团、各学校数万人公祭，中法大学学生陈毅（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赴法留学归来，负中共使命，相当活跃）任 ，北大代校长蒋兆贤（梦麟，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孑民旧弟子，秀才出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适之同学。1923年起三度代理北大。孑民居校长之位10年有半，而屡离屡回，自谓不在校者5年，期间掌管校事多为兆贤。曾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1930年后正式掌校15年，整饬校务，提倡学术，以独裁行民主，自比“功狗”）当会致辞，声泪俱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25日在女师大礼堂追悼和珍、德群，万余人往吊。几日里半农作词、赵宣仲（元任，江苏武进人，“中国语言学之父”。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精研语言、音韵学，清华“四大导师”之一，1938年后留美任教，卒于斯。宣仲允称通才，雅擅音律，能说33种本国方言，并以被各国人攀做老乡为乐）谱曲的哀歌低回地唱彻，凝成无尽阴霾，摧垮了这古城。
18日当天，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淑卿没命地一头撞了进来。听闻噩耗，鲁迅的愤激如火山爆发。我们今日读此文，会显明地觉得后6节与前面了不相涉，而且愈来愈怒不可遏：“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落款时他写下已尽人皆知的评语——“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我们知道，“三一八”不过是始作俑者，以后这样墨染的天空会越多，也越黑暗）。这震动如此巨大，鲁迅不言不食，几天后才沉重地说了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霁野从未见鲁迅那样悲愤，他支离的病体撑不住迸发的情感，再度躺倒，但他的笔不能停下，连写7篇檄文，笔笔锋锐如刀。3月25日女师大祭后，玉堂（女师大教务长）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作于20日），岂明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22日）、《新中国的女子》，玄同的《关于“三一八”》，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4月1日。促他作此文的“程君”，小鹿、静淑云系程毅志，淑卿则指为郑德音）、《淡淡的血痕中》（4月8日），燕大学生丘拉因（玉麟，广东潮州人，一生执教，1960年去世。受岂明影响，执着于收集民间文学）的《我们的女旗手》，耀辰（见证周氏兄弟反目那位徐祖正）的《哀悼与忆念》，相继在《语丝》刊出，《现代评论》第68期也将几乎全部篇幅献给了“三一八”。 北大法学教授王雪艇（世杰，湖北崇阳人。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为海牙公断院公断员。曾执教北大，《现代评论》创办者。后投身政界，任武汉大学校长，历掌教育、宣传、外交等部）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直言“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临时执政如果杀人，自然也得偿命”。西滢的《闲话》，代表了大家的共同立场：“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居高位者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
惨案的刺激如此之大，以至那个传说中的最高机关，屡遭废除与亵渎的国会也召集非常会议，通过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发表法律上的结论：“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京报》，1926年4月3日）
面对举国上下的一片骂声（国共两党焉能放过如此良机，早在各大城市集会声讨），当道者果何作为？“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满地鲜血未凝，执政府已经火急通电诿过：“假抗争外交为词，在天安门召集开会，……并指挥议决，有解散政府卫队，逼段执政下野，驱逐8国公使出国等种种谬妄条件。正拟查明禁止，突于午后1时20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19日更以《临时执政令》敲定：“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字孟余，宛平生，浙江籍。柏林大学毕业，时卸任广州大学校长，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铁道、交通部长。1928年共汪精卫成立改组派，同蒋争持。在汪投敌前夕力止不成，与之分道）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追述前事而云“本日”，可见慌乱）这控告的证据实在不足，被直斥为诬指：“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可惨与可笑》）迫于压力，4月初内阁总辞职，芝泉下令抚恤死伤，严惩凶手。但如何腾挪也摆脱不掉枪杀平民的重负，执政府的合法性至此全遭否定，再难立足。更重要的是，冯属国民军在直、奉、鲁三系的联合进攻下节节败退，执政府已失怙恃。4月直鲁联军占天津，吴子玉自平汉路北上提兵压境，传檄驱段。芝泉企图再展捭阖，秘密联奉反冯，而被鹿瑞伯获悉，乃决意发起政变，4月10日包围段宅，并引“三一八惨案”为芝泉罪状之一。20日，芝泉通电下野，息影天津。瑞伯逼走芝泉、释放曹仲珊，通电“迎吴反奉”向子玉通款，却遭峻拒，不得已退往南口，张雨亭进京。这马贼第一件事便诱杀邵飘萍，作血禁舆论之俑（飘萍曾促成郭茂宸联冯反奉的滦川兵变，又在报上谥雨亭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被张、吴等深衔，而罹此难。《京报》同时被封，终期2275号），紧接着在全城肃清“赤化”，逮捕大批共产党人，摧毁工会和农民协会，一个“赤”字足以要人一条性命（守常也惨死在他手里），仅京郊难民就在40万以上。6月里他和子玉联署“讨赤”总攻击令，拟解决国民军，再讨伐广州国民政府。明年春天雨亭组阁，自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政权之殿军（1928年春，冯、阎、桂又复与北伐的蒋联合反奉，6月雨亭承认失败，退出北京，北洋时代从此结束）。
芝泉避居天津日租界，自称“正道居士”，终日持斋谈佛，不问政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觊觎华北，求一望重天下而“无国可卖”者出面搭台做傀儡戏，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数次到津与芝泉密晤，诱他出山组织华北政府，南京方面深恐这位向来亲日的“北洋之虎”当真入毂，派密使赍蒋介石（中正）亲笔信请其“南下颐养”。民族大义面前芝泉展现出不少北洋军阀共有的气节，于1933年初南下抵宁，就在码头发表愿赴国难的讲话，旋寓上海，直至3年后死在那里。芝泉一生私德甚好，人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6不”总理，操守无疵；主政的劳绩除好权略外亦无多过恶，更有当年马厂誓师逐走张少轩，“再造共和”之功，人常以此誉之。但观此人平生功业，虽数掌国柄，曾无一策兴实业、解民瘼，所长惟相煎争权耳。其尤甚者，为求“武力统一”大举外债，称“西原借款”，把满蒙铁路、森林、采矿权输给日本（附约为参战军必须由日本军官训练），对内则致直皖启衅，开武夫凌辱中央政府之渐。1918年复签《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细则（因大总统冯国璋、总理王士珍不敢贸然同意，日方竟操纵芝泉重新组阁，并使曹汝霖任财长及交通总长，协议方顺利签署），据此日军得合法开进中国内地，取得中国地图。似此开门揖盗之举皆出于段，岂能以私德清誉为淆乱耶？
（甲注：当时日本寺内内阁改变对华政策为引诱取得利益，遂行极优惠之贷款。首相寺内正毅亲信、北洋政府政治军事顾问西原龟三提出“彻底亲善”，意图从经济入手缔日中特殊关系，实现实业、交通、金融、军事的全面控制，变中国为日附庸。“西原借款”是最大实验，款共8笔，利率最薄，中方经办之曹汝霖自命为国兴大利，足以名垂竹帛。大总统黎宋卿惩于自己大东沟海战身历之险，疑芝泉必为日人所欺。芝泉则一厢情愿道：“谁还打算还他？”而日本国内部分政要亦以此等借款违背资本生利原则颇表反对。1918年寺内内阁因“米骚动”及援段介入过深而总辞职，寺内正毅仍自傲于此，下台后尚自夸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3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10倍于二十一条。”后因种种因素激动中国民众，引发“五四”等多起运动，策不能全功，但日本在东北生根，“西原借款”其助力也。今有主“九一八”实为偶然事件，中日双方措置不当，而致扩大者，曾不知二十一条所含者何，“西原借款”所为者何，张雨亭所死者何，段芝泉所拒者何。昔汉昭烈论事曰：“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意者斯之谓欤？）
“三一八惨案”以执政府迅速垮台为结，留下许多话题纠缠至今没个了局。其一，当日学生群众游行示威的性质，究竟如何？今日的主流结论，是和平请愿；段执政府的说法，则是暴徒闯袭。目前可见的追述，有言游行队伍“并没有一点咆哮乱动”者（戎之桐《三一八受伤回忆》）；有言“群众如怒涛汹涌，一拥而前，铁门撼动，几将闯入”者（日本记者龟谷生《人类屠杀之惨景》）；有言“群众叫一声‘打进去’”之后听得“卫队长叫一声‘准备’”者（《清华周刊》载《虎口余生录》，作者未详）；有言卫队原本受命“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而且前排甚至不准扎皮带者（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但现有照片传世，皮带之说似未必真）；而翰笙的说法竟与之相反到令人咋舌的程度：“照壁下有女子中弹仰卧，西南操场的‘丘八’，出来用关刀（关王刀！）刺入女身，向空中高举再猛力抛掷！于是女尸落在一丈远的地方。”同是在场人对目见的同一桩事，看到的竟如此不同！而相较下来，总是“请愿”说显居优势，即指学生有过激言行的，仍远不能符“暴徒”之名，前引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言之最详：“据内左四区巡长王文绍3月19日供称：昨日我在国务院门前石狮子旁边指挥，在卫队开枪以前，学生仅喊口号，没有别的动作。同日同区巡官赫长山供称：我进国务院打电话时，就听外面枪响，当我进去的时候，学生和卫队，没有甚么冲突。……保安三队副分队长郎葆璞供称：学生都拿着旗子、传单，没有别的东西，凶器及放火的东西，都没有看见，我们是随学生去的。巡警赵德顺、聂森、尹文海之供，巡长孔忠秀、张纪宽及保安队排长张辅臣之供，亦复相符。之数人者，皆属警察官员，或系在场照料，或系沿途探察，所言自可置信。……21日保安队兵景元等供称，卫队有四五百人，卫队放了两次枪，大约放有一千多子弹。同日保安队兵白明山亦称卫队放了二次枪，大约一千多子弹。此等供词，皆出自警察官员及第三者之口，均系目睹情形，其述开枪时刻，均在群众奔逃之际，开枪似不止一处，时间似不甚短，当场伤亡之人，大抵倒卧于铁狮子胡同东栅门内外地上，距国务院大门颇远，而查验断书所载，仰面枪弹伤痕，多系皮肉向外，足见从后身穿入者居多。此项枪击行为，似不生防卫问题。”佩弦之说如是：“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他是亲历者）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满足于主流结论？当时就有若干学者教授婉转陈说了第三种可能，数十年间无人再敢言及，直到近年来被旧事重提：国共两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或与当局共同导演了这场惨剧，而学生或是“革命”的牺牲。这说法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试略述之。
当时的大环境，正处在北伐（1926年7月开始，而5月中叶挺作为先遣队已进入湖南）前夜。南方的国民政府秉着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这是共产党方面的阐释，出自润之，国民党并不认可，更反对将其归纳为“新三民主义”。中山仅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遗嘱中坚持的还是“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达成合作（当自中山二度受挫，退出广州而谋求苏俄支持始，而以1922年改组国民党为标志，由马林促成。于右任解释其容共为：“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此“容”或亦彼“溶”乎），以北洋旧人为敌，厉兵秣马，渴欲旌麾北指，一统天下。与之相呼应的，是北京思想界与教育界中党人集合了学生青年，掀起的一波又一波反抗浪潮。迟至1925年下半年，矛头已直指当局，“推翻卖国政府”成为历次游行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组织者心内的终极目标。而焕章手下的国民军在这中间地位与态度之暧昧亦足玩味。他们一方面是段执政府的保护者，北京秩序的实际负责人，另一方面又是联苏亲粤，乐观北伐军成事的“进步力量”。于是在军警与游行群众屡次冲突时，他们辄“居间不使接触”，似乎试图维护一种渐变中的微妙平衡，以伺其时。及卫队真个放手撒野，国民军偏又不知所踪。看似党人有所默契，看似他们逐步将运动升级，甚而至于，看似他们逼到芝泉忍无可忍，终于现出屠夫本相。李星华（年15岁。明年她出狱之日，是父死之期）听父亲守常讲当日的安排：“为了对付军警镇压，很多人把自己的红绿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在游行的大队两旁，指挥队，联络队，骑着飞快的车子，往返通报着情况。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佩戴黑字白箍的敢死队。”东方大学学生董寿平（揆，山西洪洞人。就读东方大学经济系，后为书画家）1994年的追述为之佐证：“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明明段祺瑞上刺刀在那儿挡着哩，在张自忠路（即执政府所在的铁狮子胡同）上，你叫学生拿棍子棒子首都革命，这行吗？”《晨报》载文颇有一点皮里阳秋：“此次之惨祸，实为彼辈党人乐于观成……此事既足以轰动京城，震惊海内，彼辈藉此外则可以夸耀邻邦（苏联），内则可以多吸党羽。”（陈文澥《惨案评议》）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向其中央的报告竟也便是这般说来：“此次惨案……则其发生为国民革命进程中不可免之一幕……流血惨剧，不但为革命民众所不恐惧，且适足以促其努力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适足以促其努力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甲这里不得不主观倾向地说：好在这是事后诸葛的话。
“适足以促其努力扩大国民革命之战线”，这可怕的总结，确是事后诸葛？当时人并不尽这样看！《晨报》接着刊载任公（已病卧协和医院，死且不远矣。他3年后的死竟引发中西医的第一次论争。近日有长者言，自任公之死，更见其伟大。甲说，鲁迅伤于父死而立志发皇科学，任公立志发皇科学而不惜枉死，抛开中西医不谈，之二人倘到了性喜月旦人物的晋人那里，却不知如何品藻也）的发言：“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他还责难鼓动学生、大呼“他们不敢开枪” 的徐季龙，居然临时犯了痔疮，不曾身到执政府，成为他18年前所恨骂的“远距离革命家”。但守常、丁惟汾等及季龙之女亲冒刀枪，或受楚毒，可为“领袖们”分谤）西滢说得更透彻：“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象这次一样，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 “利用群众运动”，是持此论的人们对党人的共同批评。
然而——然而，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问题，也就是周家兄弟如此不齿西滢，詈之为“东西”和“人头畜鸣”（鲁迅文《空谈》，岂明文《洋铁水壶与通缉令》，“人头畜鸣”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守旧人士曾用以骂新文化运动中人。如此兄弟偏成水火，真是造化弄人）的原因：执政府门前是否就该是死地？“枪林弹雨”是否就该是请愿者应当预见的后果？即使手持木棍，即使被党人操纵，即使要搞“首都革命”，即使以最终推翻执政府为目标，是否就该是当局向一众青年和儿童放出排抢的理由？西滢这段话，用“绍兴”式刀笔深文周纳起来，隐含了危险的预设：党人应当预见政府可能向民众开枪，故在某种情况下屠杀是合理的。而鲁迅认为，无论如何屠杀不能有丝毫借口，只要“稍有人心者”根本就不该预见及此，除非“所处的并非人间”。“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鲁迅发出恶毒的诅咒：“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无花的蔷薇之二》，收《华盖集续编》）
去年中山在病榻上对张汉卿（学良，雨亭长子）的一席谈揭橥了事变的更深层根源：“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由于苏日对立，为了争夺北部中国的控制权，进而扩大并稳固在华利益，除去亲日的段执政府，选择力量扶植为亲苏政权，是苏联的策略。为此他在近处找到了焕卿，在远处找到了国民政府，而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1919年成立，1943年解散，总部设在莫斯科，指挥各国共产党行动）的一个支部，自然更加不在话下。1924年焕章的“北京政变”，此后的历次风潮，瑞伯的驱段，都有苏联的深度介入。在一些档案相继解密的今天，我们是该有所审视的。
年内有党校副教授刘大生先生者，作《血写的谎言掩盖不住铁打的事实——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贬论》，论称“杨德群是不是暴徒或者战士，不在于她手上有没有拿枪，而在于她行动的性质究竟是请愿还是战斗。杨德群是刚刚加入国民党的新党员，而此时的国民党正是一个战斗的党，造反的党，是没有资格请愿的武装政党。所以，杨德群是一个假冒的请愿者，是一个真实的战斗者。”而且季龙守常们“请愿是假，引诱北京政府开枪是真。政府不开枪他们是不会罢手的，三一八不开枪还有三一九，三一九不开枪还有三二八，直到有人开枪为止。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裹挟与张殊凡（疑似“很黄很暴力”一词的发明者）一般大的儿童做人肉刺刀，以便制造流血事件，以便搞臭、搞垮北京政府。”于是他断言：“国民党已经造反，国民党正在造反，无论是带枪的和不带枪的，无论是在广州还是在北京，国民党都是在战斗，国民党没有资格请愿，国民党不可能请愿。”这才是真的“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哩。刘副教授较所有人眼光更远，按他的理论，凡敌对组织所为之反对活动，不论形式若何，均属作战；该活动之参加人员，不论武装与否，全系战士，得以战斗消灭之。如此则世上将无“屠杀”二字，战斗损伤还有甚么可以聒噪呢？真是高屋建瓴。相形之下，82年前人的见识难免浅陋得多了：“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周传儒《三月十八日案之责任问题》）
（通读刘副教授的文章，觉得他的逻辑相当有趣。鲁迅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而竟并不用恶意推测同是中国人的游行人众，所以鲁迅在撒谎；鲁迅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而死者不仅是青年还有儿童，所以鲁迅在撒谎；鲁迅说：“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当时民众有除选举外的一切民主权利，所以鲁迅在撒谎。刘副教授的另一事迹，是批评当年北大同学、11年前自杀身死的海子的诗“从头到尾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连篇”。该文很妙但长，截两小段聊共欣赏吧：“试以《天鹅》为例，分析如下……‘在我的泥土上∕在生日的日子里∕有一只天鹅受伤∕正如民歌手所唱’。最后这四行似乎是想做一个总结，好像写得不错。但是，如果将‘在我的泥土上’改为‘在我生活的土地上’，将‘在生日的日子里’改为‘在生日的那一天’，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泥土可以捧在手上，装在兜里，日子一般不止一天，让天鹅在泥土上飞翔，岂不受罪！让生日拖上好几天，产妇是何等悲惨！作者为何如此故意搞乱语义，污染语言呢？”后面分析《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个人既能‘喂马、劈柴’，又能‘周游世界’，既‘田园’又‘洋派’，既‘古典’又‘现代’，当然很潇洒、很幸福。但是，这一切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呢？如果明天就能做到这一切，说明今天已经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人了，不必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如果明天做不到这一切，恐怕明天也仍然幸福不起来，那么，所谓明天的幸福就不过是幻想和梦呓。这里哪有‘广阔无垠的幸福’？如果那一所房子暗指作者日后的墓地，如果他当时就已经想到日后要在海滨自杀，却要关心粮食和蔬菜，岂不是更加虚伪吗？‘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当然也算是一种境界，但是如何关心呢？却没有了下文。这在形式上与一、二两行不对仗，在内容上有严重残缺。第四行‘我有一所房子’，并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关心粮食和蔬菜’无关。一个官僚或主教，天天说要关心、重视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计划了多少多少工程，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却跑到海边建了一座供自己享用的花园别墅。这就是‘广阔无垠的爱’吗？既然不想将‘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心情变成行动，干脆不去关心不好吗？如果改为‘从明天起，多吃水果和蔬菜，并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更真诚一些、更可爱一些吗？”呜呼！“从明天起，多吃水果和蔬菜，并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启予者大生也，始可与言诗也已矣！那么对刘副教授由于人的眉毛本来就是横的而批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是病句，各位可都佩服了吧）
其二，实弹平射游行队伍，究竟是否段芝泉本意？时移事易，无可究诘。近有文章（据说是芝泉孙女所作，未见其文）云芝泉惊闻惨案后跌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立即赶赴现场，长跪于死者之前，并在处罚凶手后终生食素，以谢亡灵。相反的证词来自执政府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晴波（溪春，河北蠡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抗日中任第二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战区北区军总司令，1946年任河北省 ，阅3年而随傅作义起义，建国后入政协，死状蹊跷。或曰即《亮剑》中楚云飞的原型，不知确否）1959年的回忆，言其事发后立赴吉兆胡同段宅报告，“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泉，福州人，围棋神童。时年仅12岁而名播天下，段嗜手谈而一手屎棋，但知重清源，得为段府清客。2年后东渡，开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镰仓十番棋时代，打遍日本无敌手，被疑棋圣本因坊“11段”道策转世。但生当此世，身处敌国，清源自有飘零的创痛）下围棋，见我们俩人（与国民军京畿警卫司令暨警察总监李鸣钟）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段祺瑞接着对我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这样说来，我们区分真伪可就难了。事实上芝泉久为居士，吃斋早成习惯，甚至因饮食过于简单，家人视同餐如畏途。下野后他越发虔诚有加，曾受聘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10年后竟留“人可死，荤绝不能开”的名言而死。不过下跪与否其实“着勿庸议”，芝泉可逃得脱干系么？
但是被寄以厚望的冯属国民军哪里去了？17日国务院门前卫队刀伤请愿代表后，京畿警卫司令李晓东（鸣钟，河南项城人，故乡原属沈丘。辛亥革命时即追随焕章，左右最称得力，与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并列五虎，直皖、直奉战中所向克捷，有福将名，授陆军上将衔，经营绥远。后不惬于焕章，会北伐事起，任焕章全权代表联蒋。曾拒绝“清党”，礼送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数十人出境）便向季龙道歉，许诺将以国民军替换府卫。18日的集会上，晓东特派革痴到场，表示保护游行队伍的诚意。加之国民军以往常常“居间不使接触”的善举，学生群众信以为真，遂促成放胆游行之举动。不论是否存在诿过的嫌疑，当时便有人指国民军简直形同诱杀：“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段祺瑞是冯氏的傀儡，贾内阁是冯氏的舆台，故冯玉祥及冯氏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自然其中仍有前述前提的问题。
其三，执政府通缉鲁迅，究竟可有此事？3月19日季龙等5人的通缉令发出，便有传说后续通缉者尚有50之数。26日《京报》挖来部分名单公布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飘萍真大能者。当时亦取死之道。当时竟谁能料此！）鲁迅当即在《可惨与可笑》中极言此通缉之龌龊：“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原注：李），中俄大学校长（原注：徐），北京大学教授（原注：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原注：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原注：易）；其中3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9个‘优美的差缺’。”4月5日岂明作《洋铁壶和通缉令》，与乃兄同持一论：“政府通缉那5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呜呼，周氏兄弟决裂已阅3年，遇事眼光每相同如此。盖禀赋得之于天，成之以40年相守，岂一旦斩绝者耶！
《京报》再接再厉，4月9日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锥心刻骨般一一揭露个中玄机。其中“转录”当局罗织之50人通缉名单（实际48人），鲁迅名列第21位。鲁迅捺不住师爷脾性，当即写信给川岛求证道：“50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我想调查50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经过细致校勘，鲁迅作《大衍发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逐个开列各人籍贯职务，锻炼其中含义，认为所以拟通缉他们，内里的企图是为了控制有钱的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与清室善后委员会；扑灭或妨害若干好作乱的学校、报章与期刊；报“某籍某系”“挑剔风潮”之仇。鲁迅是信实了这名单为必有，3月底传说方起，转眼人便躲得踪影不见（受旭生的警告），在西城锦什坊96号《莽原》社暂住到3月2 8日，突见几个身份不明的青年率尔来访。鲁迅草木皆兵，又与“同案”季茀等十余人藏身旧刑部街山本医院。虽一度嗅风声不恶，“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还是坐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堆积房不肯露面，每日睡水门汀食面包罐头，淑卿负责送饭和报讯（景宋不大去）。及“奉军入京”竟成现实，而且张匪雨亭出手即杀人封报搜捕学校（飘萍在50人名单中列第16位），随即派汉卿亲主“反赤联合办事处”，扫除“赤化”如不及待，鲁迅越发偏安于法国医院（德国医院不欢迎无病的住客，遂搬出），5月上旬才回到西三条，前后流亡月余，吃紧时鲁老太太和朱安甚至躲到东安饭店。看官莫笑鲁迅脚底滑溜（誉其有“大无畏精神”者更属向壁虚造了吧），军阀争斗是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段的反赤张岂会更张，据说雨亭计划逮捕百余人，7成是学界人士。当时诸国立大学都曾一度停课，中小学生也只有半数到校，上海的《教育杂志》（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月刊）1926年18卷6号载文《直奉铁蹄之下的京华教育》描摹其时盛况道：“教育界人，上至校长教职员，下至学生，平日为人所注目及自忖不甚安稳者，亦皆四处奔逃。”一起有幸厕身“大衍”之兆贤、骝先也遁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嗣后秘密离京。骝先没有鲁迅逃得快，而脚程过之，一路潜回湖州，在故乡的波光云影里隐匿数月之久。而当鲁迅返家之时，同在法国医院避难的夷初早到了杭州。不过岂明也是 “大衍”中人，倒安之若素，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如常，课后仍归八道湾，没人动他分毫（他倒通知旭生走避）。鲁迅在北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的课程也不曾停止，避难期间挥笔作战的余暇，还偷空写了3篇散文聊以移情，收入《朝花夕拾》，淑卿之兄钦文的小说集《故乡》，就在德国医院积满尘土的杂物间里校对完毕。
《京报》所云“内幕”甚详，说是教育次长陈仲骞（任中，江西赣州人，光绪举子。时由总统府秘书迁教育部次长，据云系行严私党）献策谓学风嚣张咎由共产分子鼓动，须藉故惩创学生，一面驱共，然后学风行政可以安堵。行严、现任教长马君武（和，字贵和，桂林人，同盟会元老，参与起草章程。柏林大学工学博士，曾任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长。1924年反对改组国民党，出为段执政府掌司法、教育。学问固好，为人勇烈，行事雷厉风行）以此力说芝泉，“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章（行严）、马（君武）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18日事变后，经章照单挑出50人，提付讨论。据某君曾在府中确曾亲见50人名单，系一毛胎纸所写，姓名上尚有圈点符号，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是日晚间开紧急会议，列席各员中除贾德耀、章士钊、陈任中外，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16人，嗣又主张7人，最后仅留5人……章士钊言此5人，情节实在相等，不易轩轾，于是通缉案遂决定矣。”说得纤毫毕现，似乎颇堪取信，至少鲁迅是信的。不过文中明明说通缉名单从百余人一路裁汰到“仅留5人”，是50人仅属底本，未付实施，险固险矣，躲固宜然，叫起真来鲁迅所坚执、《鲁迅全集》所沿用的“第二批”通缉在规定的层面实未曾见，老先生等或不愿履险而宁信其有，或故甚言之以自高身份，史家不加甄别，一捞取之，看官莫为瞒过也。
是谁说来？鲁迅是要坐在坦克车里战斗的。风声不善，第一个便走（经他审定的增田涉《鲁迅传》形容说“用脚逃跑比用手写作还忙”）。但躲自归躲，并不曾停了用笔。对学生群众，他也有话说：“请愿的事情，从此可以停止了。”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关于斗争策略的谆谆告诫，如他所陈说的，死者以鲜血“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那么是哪种方法？鲁迅自承“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这确也有些矛盾，鲁迅因此而终生与暴力革命无缘。就是游行示威，他也不以为然：“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不以为然简直救了景宋一命。恋爱中的先生不高兴地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恋爱中的学生只好暂时把为民请命放在一边，乖乖地作些不急之务。否则以她的勇悍，凡运动定要向前，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同学惨死，景宋之痛可想，鲁迅也感同身受：“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他强调自己的前提有别于“正人君子”，无法逆料执政府“有这么阴毒与凶残”，但府门前既已成“死地”，这叫做图穷匕现，向民众举枪是当道者自认末日来临的标志，非杀到日暮途穷不会停手，所以鲁迅重申他的“壕堑战”理论，生命不可虚掷，“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那么这一个遇事先躲的鲁迅岂是革命者？他当然是的，但他的战场不在摧城拔寨，而在思想领域。
玉堂也走了，回到故乡福建。起初他躲在（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成立之）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主任林可胜（英文名罗伯特•利姆，新加坡归侨，祖籍福建，爱丁堡大学哲学与生理学博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抗战中主持红十字会力创救护总站，塑造中国军队救护系统，并亲赴前线救治，获罗斯福所授之荣誉勋章，及自由勋章，领中将衔）家里。可胜父亲林文庆字梦琴，是一个在中国几乎被忘记，在新加坡至今传名的人杰。这位爱丁堡大学医学内科学士、外科硕士，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新加坡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名誉院士；这位教育家、银行家、实业家、中华总商会副会长；这位新加坡立法委员、不列颠勋章获得者；同盟会员、中山保健医，现已受聘出掌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可胜知乃父正在筹建国学院，便在中间做起冰人。梦琴刚刚渡过第一次危机——那是1924年春天，因对他在创校3周年之际的尊孔演说不满，部分学生要求驱逐这位迂腐守旧的校长未果，梦琴使出绝对强硬的手段，宣称其行事本来就是绝对专制，厦大绝对没有所谓民主可言，两下僵住。结果是300余师生出走上海建立大夏大学（校长君武，1951年院校大调整时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现下不乏经费，只求人才，很快聘定玉堂移席厦大文科主任和国学院秘书，委以建院的重任。
厦大刚刚诞生5年，正所谓筚路蓝缕。他的缔造者名唤陈嘉庚，字科次，在中国教育史上最属老大奢遮人物。科次厦门土著，弱冠时从父亲学习经营，而立之年自立，以黄梨（菠萝）罐头起家，随即转入橡胶业，20年间财雄新加坡与马来亚。迄1925年，科次拥有橡胶林、菠萝园万五千英亩，资产1200万新加坡元，员工逾3万，而此时的新加坡总商会中，百万富翁不过8人而已。科次允称教育狂人，毁家兴学，不遗余力。还是残清时候，他就在家乡同安县（厦门）集美村办学塾，甫入民国又相继创立幼稚园、小学、中学、诸专科学校、女校、师范、幼稚师范等，复因校为城，在其间陆续添置各种公共设施，总名“福建私立集美学校”，使小小一个濒海渔村蔚然而成潜龙的渊薮。为保这一爿育人净土得脱兵燹，科次多方呼吁，终获中山所领大本营（非常大总统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孙中山1921年在桂林设立，以备北伐，翌年迁至韶关）承认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一名遂能流芳后世。再经过几年辛苦筹备，厦大于1921年4月6日开学，作成又一不朽功业。科次对这学校也寄厚望，首批投入100万元，运转经费300万元（分12年付清。厦大、集美两校合计年开八九十万元），统由他一人负责，两年后再把新加坡的4000英亩橡胶园及3成公司股本拨充厦大基金。草创之初校内仅设师范、商学两部，而蓝图甚宏，“料不出二三十年……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科次规划在1925年以后的4年中每年招生200名，预计设备、建筑和常年费共须500万元，如橡胶价格不出预料，还拟量力加增。一时“其经费之充裕，设备之完全，不仅为南方各大学所不及，即全国公私立大学能与之匹敌者亦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15年中已跻身国内科系完备大学之前列；到得今天，更发展为国家“211工程”（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计划，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和“985工程”（1998年5月，教育部奉命提出，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大学，设9个研究院和22个学院58系，厦大人可以告慰先辈了么（科次还在南洋资助建立诸多华侨学校，一生为教育付出无可计数，直到财力枯竭，卖掉3座大厦也难以为继，不得已将厦大交由公办。但科次的热肠不曾少却，以崇高威望领袖华侨共赴国难，至1941年战云愁锁南洋，他们已捐款近15亿元，为父母之邦尽了最大的力量）？
这时厦大设文理二科（1923年改部为科，明年再行归并），文科又分国文、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社会学、教育学、商学、新闻、法律、经济（后两系1925年新设）10系。玉堂襄理教务有年，自信对学校管理颇富心得，下车伊始即大展拳脚，立志为厦大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他修订学程纲要，调整课程，重组国文系为国学系，其上置国学院招收研究生，为高级研究机构。“国学系所以教授关于国学之基础学识，国学院所以资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称，庶几本末一贯，名实相符矣。”玉堂商定校长梦琴和校主科次，不惜重金延聘名家学者，以助成这番擘画。北大人文荟萃之地，一时间聘书雪片价飞来，教授们方苦时局，得此避祸良机，就不说“漫卷诗书喜欲狂”，也庶几近之了。国学门（1920年7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将旧有研究所改组合并为四门，文科研究所幼渔、兼士筹建国学门，1922年成立，下设国文、史学、哲学等系，以学术研究为主，培养并考核研究生）中人联袂图南，坊间评论说“颇有北大南迁的景象”（厦大国文系原聘教授陈衍是国学大家，自保存国粹立论。陈衍之道终不得大行，于1925年10月告归，入室弟子叶长青也移席金陵大学。这回玉堂不取国粹派，而以北大为蓝本筹建国学院，能得校方大力支持，不可谓梦琴无见识也）。
7月中鲁迅接到聘书（玉堂的首信在7月1日寄来，为表诚意，又按惯例先付一个月的薪水400元及旅费100元，28日亦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实在该换换环境了。虽然维权成功得以复职，跟脚再度把当道开罪得苦，竟至风声鹤唳，这官的做不久长不必问矣。更严重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彼时干戈起处玉石俱焚，“覆巢之下无完家”（鲁迅所讥《学衡》之挂脚韵）恐也难免。尽早逃离这是非之地，无疑大是明智之举。还有个难以启齿的原因，他和景宋的关系日渐明朗，士林中已见流言，亲厚如伏园（鲁迅常对他有所不满）也来发表甚么“L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二人（二许也）最熟，但L是爱长的那个的。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云云。即使许鲁真都不畏人言（从后来的谨慎作为看还是顾虑的），与母妻同在一城，也真不知如何自处。环顾这灰色的古都，鲁迅愈觉围困的窒息，但生路出现在眼前，他反倒踌躇了。母老妇弱，全家生计凭自己仰给，这一走天南地北，缓急谁来照拂？临机决断实非鲁迅所长，他宁愿拖一拖，静等事态的变化。暑假无多事体，却好来还文债，鲁迅约了老友寿山一同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Frederik•Van•Eeden，今译弗雷德里克•凡•伊登，此人本是医生，长于心理分析，而文笔优美，诗歌散文都有可观。后转入研究梦境，颇有成绩）的童话《小约翰》（寿山曾助鲁迅翻译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这是蔼覃1885年（鲁迅记为1887年，对照原序似误）的作品，以通晓草木鸟兽语言的小主人公见闻为线索，探讨人心与人世。鲁迅1906年在日本偶读此书的德译第5章，一见而“非常神往”，就托丸善书店向德国购得，志愿将这“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介绍给国人，不料这一迁延就是20年。于是自7月6日起的每个下午，皇城根儿挥扇纳凉的闲人们常能见到鲁迅穿起浅蓝色竹布长衫，夹着红黑色格子布的书包，匆匆走到中央公园（明清社稷坛，1914年辟为公园向民众开放，1928年改名中山公园，沿用至今）西侧茶室“来今雨轩”（取老杜“旧雨来，新雨不来”典，是文化沙龙式的去处。“文学研究会”即在此成立，“语丝”社常来此聚餐，一些文化人的婚礼也喜在此举行。比如那桩鲁迅被提名诺贝尔奖的著名公案，就发生在魏建功的订婚宴上。现经营红楼菜，据说颇有名望云），泡一壶好茶，同寿山开手对译。至8月13日草稿初成（最终由鲁迅于1927年5月在广州改定，1928年1月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鲁迅也已决定了南行。
（译毕《小约翰》，鲁迅就作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或云彼文可以看作此书的译后思绪，里面的很多意象对读起来是一贯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翻译直接催生了《朝花夕拾》。下面是鲁译《小约翰》的开头：“蓝的是宽大的水面，直到远处的地平线，在太阳下，却有一条狭的线发着光，闪出通红的晃耀。一条长的，白的飞沫的边镶着海面，宛如黄鼬皮上，镶了蓝色的天鹅绒。地平线上分出一条柔和的，天和水的奇异的界线。这像是一个奇迹：直的，且是弯的，截然的，且是游移的，分明的，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曼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似乎绕缭着，然而且是消歇的。于是小约翰坐在沙阜边上眺望——长久地不动地沉默着眺望——一直到他仿佛应该死，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而且仿佛他的小小的灵魂，径飘向无穷的最初的光线去。一直到从他那圆睁的眼里涌出的人世的泪，幕住了美丽的太阳，并且使那天和地的豪华，回向那暗淡的，颤动的黄昏里……”鲁迅的译笔向称艰涩，与孩子话一般的原著是相去甚远了）
景宋毕业了，在那个已经开始“毕业即失业”的时代（民国初年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系尚未登场，既无中国本位之新型经济，年轻人除任教于大学或为外人服务外，就业之机会极少），谋得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的位置（想来还是借几位哥子的力量了，许志澄现做着广东教育厅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廖仲恺之妹廖冰筠正是志澄夫人廖六薇的姑母。许汝为则失势久矣。他在广东“狂嫖阔赌”，虽为中山死后巨头之一，因循不肯成事。去年廖仲恺被刺，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国民政府 汪精卫将外交部长、“右派”胡汉民放洋，此后的1925年9月19日，介石突然夺印，把汝为单舸解去上海。汝为从此告别军政，做起寓公）。这意味着两人可以一同南下去追求新的生活，无疑会使人兴奋，于是终究对未来的向往战胜了重重顾虑。料来他们定有几番恳切的长谈，景宋已经知道鲁迅不可能与她结合，“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她倒并不在意，对这次逃离也一定亟争，但是鲁迅仍然谨慎，不敢相信激情的能够长久。“政治的压迫，个人生活的出发（个人生活哎），驱使着他……我们约好：希望在比较清明的环境之下，分头苦干两年，一方面为人，一方面自己也稍可支持，不至于饿着肚皮战斗，减低了锐气。”（景宋《鲁迅和青年》。“两年之约”她曾数次提起，但“清明的环境”在当日中国已是苛求，读一下《幸福的家庭》吧）若有相当的自信，又何至约以两年呢？鲁迅还是那个不擅长经营生活的鲁迅，宁愿静观事变。
一切事情定规下来，鲁迅一身轻松。《小约翰》译罢初稿，衙门的差使已然交卸（鲁迅维权诉讼时条引法例，这回却一走了之并不辞职，因此上直到11月，颟顸的政府才发下部令“周树人毋庸暂署佥事”，而这时的教育部长任可澄已经是第38任了。民国肇造不过15年，人事更迭又何速焉。8月末可澄又把女师大武装接收，按景宋的话说叫做“研究系和国民党报仇”，将之与女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自兼院长，以林素园为师范部主任，又来了个“武装接收”，女师大也真命运多舛。鲁迅远在厦门，是无法再去管了），北京的教职也早一一辞了个干净（5月24日告别北大，31日辞中国大学的续聘，6月15日收女师大最后一份束修），家里是委托淑卿看顾（已蒙鲁迅找到工作，搬离西三条），又商妥了小峰，由北新书局每月送版税100元（前已述鲁迅的很多书由北新出版，但双方合作久了也会生出矛盾，后叙），足支鲁老太太婆媳一应用度（到1932年11月积余800元）。8月13日，带着近来难得的好心情，鲁迅往赴女师大送别会并作讲演（据漱美在28日《语丝》所载的记录，这讲演由《工人绥惠略夫》开义，言及学校至社会的破坏与修补），中午又扰了景宋一席。两天后他喜孜孜的搦着笔管，写下这样一封别致的请柬：“景宋‘女士’学席（用荫榆“教席”典欤？）：程门飞雪，贻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骏才（影射“害马”耶？）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下问之不易（真此地无银者）。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算上鼻涕）。吾生倘能赦兹愚劣，使师得备薄馔，于16日午12时，假西三条胡同21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师鲁迅谨订。”（此信未收入《两地书》，景宋的说法是大约在编辑时散置他处，未及检出。而文笔体例，则全抄景宋、小鹿等邀请女师大诸先生的谢师宴请贴了）然后是忙碌的拜客辞行，还在22日特为赴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并作演说。优游到临行前一天他才开始收拾行李。经过早年的军事属性学堂经历和长期的独身生活磨练，他象个苦修者一样简单，两三只箱子一提就走，费事的倒是拣书了。他在日记里说，这天“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