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一生在青岛医学院的时间是最长的，虽然他干的活不符他的身份，可以说是发配到医学院，但他对青岛医学院是有感情的。《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者刘海军先生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作过报告，我作为青医的学生，有幸听了这一报告，对于这一报告我记忆犹新。今天看到这么些朋友支持束星北，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被忘记，我很高兴，由于在听刘海军先生的报告时，我没做笔录，因此记得不全，我现在仅将脑中所记的奉献给大家（下面我写的这些绝对是刘海军先生所说，没有我个人看法，我的看法最后我会说）
刘海军先生是一位记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历经了十多年，采访了许许多多与束星北有关的人，收集到许多可靠的信息，甚至写信给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写了《束星北档案》这样一本纪念束星北的书，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是纪念束星北，也想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位伟人，这样一位让那个时代埋没的伟大科学家，更是想激发我们对那一过去时代深深的思索……
我记得当时刘海军先生是用一种很平和，略带哀伤的口吻给我们讲束星北的故事，为了条理清晰，我下面分条回忆当时报告的内容：
1，束星北青年时代在国外留学（哪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在国外留学这断历史刘先生介绍得不是很详细。至于他当时是不是和爱因斯坦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考证，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过当时他对相对论的确很感兴趣），留学回来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当时他已经很有名，这段辉煌的历史，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敢乱说，好像和当时许多科学家及当时浙大校长关系都很不错，总之，当时的他在学术上已经相当厉害。
2，有一段时间，为摆脱日本侵略，成立西南联大（好像在云南吧）。束星北便跟随学生和其他教授一起到去南，条件虽然艰苦，但无论学生，老师都是很投入的，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受虽是高材生，虽是科学泰斗，但他们完全肩负了时代的使命，没有放弃学术，没有放弃科学救国，他们甘心吃苦。这都值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深思…………
3，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当时李政道学的是化学，物理是选修，而当时束星北正好教授物理，因此便认识了李政道，并发现他有物理天赋，因此说服了李政道主修物理，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关系，同时也是密友，据刘海军介绍，李政道和束星北有时睡在同一床上，晚上探讨物理问题，由于李政道家境不太好，束星北当时还经常在物质上给李政道帮助。并且刘海军先生给李政道写信时，并没指望着他能回信，因为像李政道这样的大人物，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信，每个都会就不用干别的了，但李政道回信了，并写得很认真，好像有二十多页，把刘海军先生原稿中很多地方做了仔细的修改，原稿有一句是“束星北步行去上课”，被改为“束星北乘着滑秆上课”（滑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云南的一种交通工具吧），可见李政道对这封信是非常重视，也说明了李政道对束星北这位教师及好友的怀念与尊敬，关于这封信在《束星北档案》上有。
4，束星北绝对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期间，束星北应国民政府（注意，是国民党政府，也可能这就是悲剧的一个原因）邀请赴重庆研制雷达，于1945年冬研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好像还研究过枪炮，不过这绝对是为民族大义，与谁执政无关！！！！并且，有一次学校里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他了，最后得知他在和新兵一起训练，准备亲自上阵，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份爱国的勇气与激情，我们能说知识分子都是懦弱的吗？！！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听说了原子弹的爆发，便识意到，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便不能在世界上立足，于是他和当时几位教授一起开了一门课，把他在国外学到的核物理方面的知识教给了当时的学生，当时听课的学生好多都为中国原子弹的爆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5，束星北在学术上是很认真的，他敢说真话，有一次他去山大听报告，当时中国一位顶尖科学家在讲热学知识，他听的过程中感觉不对，便在中途一段休息时，走上讲台，用粉笔从黑板一头到另一头打了一个大叉子，说讲的不对，他开始讲这部分内容，事后同事说他这样做很让人下不了台，他说在浙大就是这样的，谁讲的不对就要直接反对，真理在争论中产生，学术是自由的。并且他在浙大时经常和其他教授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6，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便是他悲剧的开始，他从此的生活大都在痛苦中度过。就因为他为国民党做过事，就因为他是知识分子，难道知识分子有错吗？难道爱国有错吗？其实当时许多科学家都为国民党做过事（当然是为民族大义），只要承认错误都好像没事了，但束星北生性固执，他绝对不会屈服，没错就是没错。
7，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无法承常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经常昏倒，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他有一次饿得受不了了，到一个农田里去偷地瓜吃，被农民发现，当时他头发蓬乱，泪流满面，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样子。我听到这里，鼻子酸酸的。一个科学家，竟沦落如此地步，可见当时对科学是多么不尊重……
8，之后，有好人帮助他，他被调往青岛医学院，不像网上有些资料上说的那样他是讲师，当时他的政治身分是不可能登上讲台的。他条件比在崂山那里好一些，有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住房。不过干的是扫厕所这样的活，一个人扫二十几个，但他干的很认真。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的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科学的悲哀。
刘海军先生是一位记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历经了十多年，采访了许许多多与束星北有关的人，收集到许多可靠的信息，甚至写信给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写了《束星北档案》这样一本纪念束星北的书，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是纪念束星北，也想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位伟人，这样一位让那个时代埋没的伟大科学家，更是想激发我们对那一过去时代深深的思索……
我记得当时刘海军先生是用一种很平和，略带哀伤的口吻给我们讲束星北的故事，为了条理清晰，我下面分条回忆当时报告的内容：
1，束星北青年时代在国外留学（哪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在国外留学这断历史刘先生介绍得不是很详细。至于他当时是不是和爱因斯坦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考证，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过当时他对相对论的确很感兴趣），留学回来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当时他已经很有名，这段辉煌的历史，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敢乱说，好像和当时许多科学家及当时浙大校长关系都很不错，总之，当时的他在学术上已经相当厉害。
2，有一段时间，为摆脱日本侵略，成立西南联大（好像在云南吧）。束星北便跟随学生和其他教授一起到去南，条件虽然艰苦，但无论学生，老师都是很投入的，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受虽是高材生，虽是科学泰斗，但他们完全肩负了时代的使命，没有放弃学术，没有放弃科学救国，他们甘心吃苦。这都值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深思…………
3，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当时李政道学的是化学，物理是选修，而当时束星北正好教授物理，因此便认识了李政道，并发现他有物理天赋，因此说服了李政道主修物理，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关系，同时也是密友，据刘海军介绍，李政道和束星北有时睡在同一床上，晚上探讨物理问题，由于李政道家境不太好，束星北当时还经常在物质上给李政道帮助。并且刘海军先生给李政道写信时，并没指望着他能回信，因为像李政道这样的大人物，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信，每个都会就不用干别的了，但李政道回信了，并写得很认真，好像有二十多页，把刘海军先生原稿中很多地方做了仔细的修改，原稿有一句是“束星北步行去上课”，被改为“束星北乘着滑秆上课”（滑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云南的一种交通工具吧），可见李政道对这封信是非常重视，也说明了李政道对束星北这位教师及好友的怀念与尊敬，关于这封信在《束星北档案》上有。
4，束星北绝对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期间，束星北应国民政府（注意，是国民党政府，也可能这就是悲剧的一个原因）邀请赴重庆研制雷达，于1945年冬研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好像还研究过枪炮，不过这绝对是为民族大义，与谁执政无关！！！！并且，有一次学校里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他了，最后得知他在和新兵一起训练，准备亲自上阵，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份爱国的勇气与激情，我们能说知识分子都是懦弱的吗？！！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听说了原子弹的爆发，便识意到，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便不能在世界上立足，于是他和当时几位教授一起开了一门课，把他在国外学到的核物理方面的知识教给了当时的学生，当时听课的学生好多都为中国原子弹的爆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5，束星北在学术上是很认真的，他敢说真话，有一次他去山大听报告，当时中国一位顶尖科学家在讲热学知识，他听的过程中感觉不对，便在中途一段休息时，走上讲台，用粉笔从黑板一头到另一头打了一个大叉子，说讲的不对，他开始讲这部分内容，事后同事说他这样做很让人下不了台，他说在浙大就是这样的，谁讲的不对就要直接反对，真理在争论中产生，学术是自由的。并且他在浙大时经常和其他教授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6，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便是他悲剧的开始，他从此的生活大都在痛苦中度过。就因为他为国民党做过事，就因为他是知识分子，难道知识分子有错吗？难道爱国有错吗？其实当时许多科学家都为国民党做过事（当然是为民族大义），只要承认错误都好像没事了，但束星北生性固执，他绝对不会屈服，没错就是没错。
7，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无法承常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经常昏倒，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他有一次饿得受不了了，到一个农田里去偷地瓜吃，被农民发现，当时他头发蓬乱，泪流满面，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样子。我听到这里，鼻子酸酸的。一个科学家，竟沦落如此地步，可见当时对科学是多么不尊重……
8，之后，有好人帮助他，他被调往青岛医学院，不像网上有些资料上说的那样他是讲师，当时他的政治身分是不可能登上讲台的。他条件比在崂山那里好一些，有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住房。不过干的是扫厕所这样的活，一个人扫二十几个，但他干的很认真。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的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科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