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新闻出来一则《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了解考古的人都知道，这是石破天惊的发现。估计2020年的中国考古10大发现，这个发现板上钉钉会是首位了。北大严文明教授的“重瓣花朵”说，也找到一个有力证据，老先生还健在，想必会是非常欣喜的。
作为考古爱好者， 一直想开个帖子聊聊中华文明起源、传承，聊聊那些让人膜拜的国学大师、考古学家，聊聊我们中华的文物和它们身上的故事，一直觉得才疏学浅，也怕自己懒惰，不敢动笔。这次，看到这个发现，就试着开个贴，不管有么有人看，就当写给自己看看吧。
反正想到哪写到哪，也不给自己压力。
过了再动笔。。。。。。
终于过了。。。。。
一楼敬先辈
既敬王国维、顾颉刚、李济、梁思永、苏秉琦、李学勤、邹衡这些大师们，也敬那些无名却热血的施昕更、韩维周们，有了你们，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文明多么璀璨，也才知道我们的文明自何而来。
过了还有点不知道从何聊起了？呵呵。。。
先聊聊为什么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问题吧，毕竟巩义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和这个有关。。。。。。其实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的，国外的大多数学者对我们这个五千年是持怀疑态度的，而我们国人自己，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真理，但你要问他为什么是五千年，怎么算出来的，好多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需要慢慢缕缕
中华文明究竟是什么时候做起点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地位，以前是很少深究的？
我们可以先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文明史是五千年？
就我个人感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小时候呢，大家都看过一个很有名的少年历史启蒙读物，叫《上下五千年》，这就是我们大家脑海里会产生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最初影像。如果家里面还有的话呢，可以回去翻一翻，你会发现，它里面记载了很多故事和传说，比如开天辟地、女蜗补天、夸父追日等等，这些故事可能有所指，但一定是没法当历史读的。
至于有关中华文明开端的历史 ，有一篇三皇五帝，这个似乎是历史，但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这本读物的重要参考资料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巨著《史记》。
《史记》对历史的记录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五帝中的首位就是黄帝。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国人都把它从黄帝算起的，其实就算按黄帝算起，也不够五千年，但因为无法准确纪年，大家基本也就四舍五入马马虎虎的按五千年算了。
这其实是很让人懊恼的一件事，尽管当年司马迁其实对五帝的历史也是将信将疑的，但他为了中华历史的完整性，还是把它作为历史的开篇。（有关司马迁的这个心理活动，他把它记载在《五帝本纪》的最后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到了看一看）
由于史记在诞生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所以中国人也就接受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中国文明就应该从他那个时候算起，这很符合孔圣人“信而好古”的精神，所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了，这个有个专业名词称为信古。
既然聊到了黄帝，就说说几个与黄帝有关的事情。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这是史记中对黄帝的开篇，传说中黄帝的事迹特别多，只能结合考古发现，分析他的一部分事迹。
1、黄帝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真伪？
我们至今称自己炎黄子孙，因为黄帝击败炎帝，继而打败蚩尤，这个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
在考古上，发现了一个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一个距今6000年到4800年左右的考古学文化，文化中心点就在如今的河南、陕西、山西一带，并且在距今5000年前，这个文化出现了一次大的扩张，这个文化特征非常突出的四瓣式花瓣纹彩陶，分布中心从关中及附近地区，东到苏北，西及甘青，扩张到鄂北直至江南一带。这张分布图覆盖的范围，向东临近海滨，往南过了长江，向西到达青海东部，往北则抵达塞北。
专家学者们对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到这样大的一个区域，一直很有兴趣，这意味着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的扩张就是黄帝部族兼并炎帝、蚩尤的考古学证据，进而有学者把鱼纹特质的半坡文化归于炎帝，而把鸟纹特质的庙底沟文化归于黄帝。
这就是目前对黄帝统一华夏民族的考古学上的证明，证据链还是很脆弱的，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这几张都是庙底沟文化典型的彩陶。大家可以看出都是由点、弧线等组成的图案。我相信现在在大多数的中国博物馆，都能看到这种类型的彩陶。
有学者认为，因为这个部族喜欢用这种花瓣形图案彩陶，所以被称为花族，花通华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称华人的由来。
但实际上，大多学者认为这种图案的原始图形是鸟形，然后变形成花瓣形的。反应了这个部族鸟崇拜的意识。
黄帝造车的真伪？
《路史》说黄帝在空桑山北创造车子，“横木为轩，直木为辕，故号曰轩辕氏”。
轩、辕都是车上的重要构件，所以后人认为车是黄帝发明的。目前从考古证据来看，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考古发现中，发掘出最早的车的地点在殷墟，为公元前1300年左右，距离黄帝时代至少相差1000多年。
同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痕迹，但该痕迹车轮间距过小，与后世发掘出的马车有明显差距，而且没有发掘到实物，所以，当时车的具体情况尚无定论。但无论如何，跟黄帝扯不上边的。
结论就是黄帝发明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3、黄帝命仓颉造字
传黄帝命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
目前考古上发现的成熟文字就是殷墟的甲骨文。甲骨文之前的过渡，不清楚。由于中国古人把文字是写在有机物上的，经过几千年，基本保持不下来。在甲骨文之前，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在陶片上发现了很多刻画符号，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原始状态。在距今约4200年的陶寺遗址，发现过刻画有两个字的一个陶罐残片，一个字大家认为是“文”字，无异议，另一个字说不清楚。
在这种大背景下，反应到历史层面，到中国文明史上，就是疑古派的诞生。这里有一个代表人物出现了，就是顾颉刚先生。
可能今天很多人第一次听说顾颉刚先生的大名，但是呢，在考古学界大家对顾颉刚先生是非常非常尊重的。
这位顾先生很了不起，大概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当时顾先生也就20多岁，很年轻，他就发现我们中国当时读到的历史是由历史层累造成，不可信，那“层累”这是什么意思呢？ 顾先生举了“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关系。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累死了，孟姜女思夫心切，千里迢迢去找，得知丈夫已死，哭了十天十夜，把长城哭塌了，找到了范喜良的尸体，安顿好后又把秦始皇骂了一通，最后跳海自尽。经过顾颉刚先生考证，这个故事刚开始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经过一代代人的穿凿附会，才变成了今天有鼻子有眼的完整故事。这个转变过程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
必须客观承认，疑古派顾颉刚先生的“层累”之逻辑推导，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导致在那个时期，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由于没有具体的年代记录，都突然成了“伪史”，同学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想，你那时候要证明我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要怎么办？
方法其实是有的，这个时候，就得谈谈一个我们国家至今还使用的伟大原则：二重证据法
给天涯吃了一段，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在谈二重证据法之前补充谈一点顾颉刚先生吧。
顾先生是苏州人，他自小聪慧，但性格倔强，固执，坚持己见。按我们的话说就是认死理。我发现很多事业有成的学术大家都是有自己独立思考习惯，而且不服输，这也可能是成功的必然性格吧。
顾颉刚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的书香门第，自小喜欢读书，厚积薄发，很年轻就写了一些观点独到的文章。比如他自己姓顾，是传言大禹的一支，所以年轻时他还兴致勃勃用自己读到的古书来论证自己是大禹后代。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在古史辨中他认为大禹为层累出的神话人物，狠狠给年少轻狂的自己上了一课。（古史辨第一部他曾经论证大禹为一条虫，后来虽然改变了这个一条虫的观点，但坚持认为大禹是神话而不是实际中存在的人物，这个观点他一生未变）。
顾颉刚人生的转折点是在他就读北大之后，他读的是哲学系，却莫名对历史和考古感兴趣，经常拉室友傅斯年（这也是一位大咖，但与本帖关系不大，不多说）去听相关的课程。这时，对他一生学术影响最深的人出现了，就是胡适。
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认为事物有一个“自然演变法”，这一点应该是深深的影响了顾颉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认知。同时生活上，毕业很长一段时间，他依赖胡适，也帮助胡适整理资料和做编撰工作。胡适那种鼓励学风自由，思想开放的观点也激发了他的古史辨思想。
我们总结一下他这时的观点：“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顾颉刚形成这个观点之后，一直没有发表，直到1923年，他回苏州养病期间。疑古派的另一位高手钱玄同给他来信，他在回信中将这些观点洋洋洒洒写了7页纸，然后意犹未尽，干脆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送到上海发表，一下子震惊海内，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学术著作。
要说明“二重证据法”，就得聊王国维和甲骨文。
王国维先生的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摊开了讲他的经历、观点、成就，非本帖能胜任，好在本帖只讲考古，所以我们只在王先生的伟大成就中弱水三千取一瓢饮。
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王国维先生说：“要谈国学，只有王国维先生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先生直接就称：“王国维先生是我们国家新史学的开山祖师。” 大家由此可以想见王国维先生的成就是多么的伟大。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称王国维是我们国家新史学的开山祖师呢？很大程度上是二元证据法的关系了，那现在引入一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此处无唯一）：甲骨文。
王懿荣先生呢，非常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解读出甲骨文，就在他判断这是中国一种已经失传非常古老的文字，非常有研究价值的时候，庚子国难来了。慈禧太后逃跑的时候，任命王懿荣坚守北京，大家可以想象，王懿荣是个文官，怎么会带兵打仗呢？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自杀以身殉国，非常可惜。
但甲骨文的研究已经开始了，王懿荣的儿子把王懿荣收集的甲骨文卖给了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刘鹗据此出了一本拓本书《铁云藏龟》，而这本书被孙诒让看到，写了一本《契文举例》来释读书中的甲骨文，为考释甲骨文开山之作。但这里要说明的是，《铁云藏龟》中有不少赝品，而《契文举例》中释读正确的，不到50%。
后来，真正在甲骨文解读上第一代有成就者，学界公认有四人，称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看出来了吧，因为这四人字中都带一“堂”字。
后来另一甲骨学大师唐兰先生概括到“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真没法写了，天涯不停的发病。。。。我就搞不清了，写的东西里面有一点敏感的吗？你版主这样的删，合适吗？
甲骨文听起来很神秘，目前所知约5000个甲骨文中，确切无疑被认出大家无异议的约1500字，所以中国文字博物馆还出了悬赏公告，谁认出一个新的字，奖励10万元。
但其实，我相信只要具有小学以上学历的语文水平，不需要人教，你至少能认出几十个甲骨文字。
今天天涯有点问题，我的图发不上来，本来有几个字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
所以说，为啥说中国文明是连绵不绝，世界上保存至今的古文明，甲骨文也是一个证明。
插图和说明只能以后能上传的时候再补上了。
上面说到王国维先生作为最早一批研究甲骨文的大师，他不但释读出甲骨文字，而且他发现了一个商朝人的习惯。这个发现非同小可。
王国维发现，在商朝，商人会频繁祭祀他们的先祖，后期这甚至形成了一种周祭制度。在祭祀中，贞人们往往把祭祀的先王名称和祭祀规模刻在甲骨上占卜，咨询先王们满不满意。
然后王国维先生就把这些卜辞中出现的商王姓名进行了一个罗列，他发现，在甲骨上记载的商王的名称和《史记》上记载的基本符合的，这说明史记中有关商王的记载是可信的。于是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章，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商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确审慎。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量印证比较，如果相同，那所考证的古史就是真实的。这种考证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史学仍然在使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所以说，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是我们国家新史学的开端，他的方法，为我们找到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历史打开了一扇门。
回到二重证据法。
我们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记录历史的民族，史料丰富。多到我们不知道这些记录的真假，所以有疑古派的产生。现在之所以国外也不承认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也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史料不真实。
那么，运用二重证据法，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现在国际对中国商朝的存在已经普遍认可，就是我们有了甲骨文的材料。那其他的材料还有吗？
我们说，如果历史是真实的，那么就一定会有，我们需要去从地下把它们找出来，这就是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
本帖下面，对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一一道来。
终于可以上图了：
上图是几个甲骨文字举例，和现代汉字比，虽然有区别，但可以说一般人都可以认出来。汉字自甲骨文-金文-小篆，变化不算太大，但后面的隶变及现代的简化字变革，虽然更利于书写，但某个汉字本身的意义往往就不容易找出来了。有了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就可能对汉字追根溯源，现代甲骨学也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问。
有意思的甲骨文，举个例子
这个是东字，经董作宾先生考证，东字，原始的意思是一种中间有棍子的包裹。
这个是西字，董作宾先生考证，西字，原始的意思是一种直接用绳子捆扎包裹。
理解了东西二字的原始意义，就知道我们现在说：“去买东西”，“这里有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自然了，如果说买南北，就立马违和了。而后世其他的关于为什么说买东西而不买南北的解释，应该都是胡扯。
这一块就是王国维先生释读的一块祭祀甲骨，上面有十一个商王的名称
释读（从左边往下读）：乙未，酒系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
翻译成现在的意思就是：乙未这一天，用酒祭、系祭、品祭来祭祀祖先。上甲用三头，报乙用三头。。。。。等等
王国维据此排出商王的谱系，和《史记》相对照，如下图：
由此，证明《史记》记载的正确性
王国维先生像。
谈到中国的田野考古学，就怎么也绕不开一个人，瑞典人安特生。
这位安特生先生，非常有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不务正业。
他本身的专业并不是考古，他是研究地质学的，在1914年的时候，因为北洋政府要发展工业，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于是北洋政府组建了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引进了许多外国专家来帮助北洋政府找铁矿，安特生和桑志华（法）、德日进（法）等都在其中。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发现了中国古人类遗存。后二者在庆阳发现旧石器遗存，而安特生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存。
刚开始找矿，这位老先生也算尽职尽责，找倒也确实找到一些铁矿，这下他就有资本以找矿的名义，开始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了—-考古，所以说兴趣爱好能够造就人。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考古事业上面。
考古上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现了周口店的这个北京猿人遗存地址，当时他发现了两颗古人的牙齿，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这个地址出土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是轰动了世界的发现，是我们中国及世界古人类学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个说来话长，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发现，我们要说的是他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在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
这个发现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1920年，安特生的地质工作队去河南采集古生物化石。工作队里面有一个中国人叫刘长山，他来到了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就在当地收集古生物化石，却收集到了许多古石器，多数都是农民在挖地的时候挖到的，因为有的还能用，这些村民们就拿回家里面使用。
这位刘长山先生呢，跟这个安特生比较久，所以有一点考古知识，也知道安特生喜欢这些，所以他就把石器收集了三大箱，带到了北京向安特生汇报，安特生在北京看到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敏锐的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在中国当时现有的文献上是从未有任何记载的。于是呢，在1921年四月份，安特生就带了5个人到了这个小山村，正式开始了按地层学的方法，对仰韶村进行了一个考古的发掘活动。这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端，我们形象的称为这是“中国考古第一铲”。
同时，仰韶文化的发现，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当时由于该地的陶片上常用黑红绘画，所以安特生把这个文化起名为“彩陶文化”，这个名称用了很久，后来随着国内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各种新石器文化类型包括彩陶层出不穷，才重新按国际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是一个比较善于思考的人，在他发现仰韶的彩陶文化以后，首先他从地质学地层的判断，这是一个非常久远的文化，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其他的史前文化被发现，这个文化自然就成了中华文明的唯一史前来源文化。
接下来，他就在想这个文化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中国的古籍历史上从来没有记载过有这个文化，这个文化的源头会来自哪里？
当时西方考古学家在中亚地区安诺和欧洲的特里波列地区也发现了非常类似的彩陶文化，安特生通过比较呢，发现仰韶彩陶具有的典型特点，比如圆点、勾线、三角纹与这两个文化极为类似。这个发现可把他兴奋坏了。
他据此推断仰韶村彩陶文化就是中亚安诺地区的彩陶文化传过来的。
进一步，他想这个中国的这个彩陶文化既然是中亚地区传入的，传播路径会是怎样的呢？
于是他在这个地图上面把这两点连成线，这就很明白了，连接的必然是丝绸之路。他就往中国西北的方向再去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推论的证据。
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他在我国甘肃地区确实找到了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包括我们后来知道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等。这些文话都是以彩陶为标志。
勤奋的安特生先生把这些文化按照他的理解，进行了一个早晚关系排列，把这个资料发表在当年的地质所报告上，我把这个排列顺序给大家罗列一下。
石器时代：齐家期--仰韶期（半山）--马厂期。
青铜时代：新点期---寺洼-卡约期---沙井期
他为什么把齐家文化排在仰韶之前呢？因为齐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黑陶等素面的陶器组成，安特生认为，越往后的文化，图案越复杂，所以彩陶比黑陶先进，黑陶文化的齐家在前，而半山这样的彩陶文化在后。
这个就是半山文化的典型彩陶，我们叫半山罐。去年有部动画电影“哪吒”特别火，其中给太乙真人下药的那个罐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半山彩陶罐。
这个是著名的马家窑舞蹈人物彩陶盆，目前收藏于国博，国宝级文物。这个盆的图案清楚说明了那时的人们已经开始跳活泼的广场舞了，广场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理论推导和地下考古证据都有了，安特生据此就完成了《中国文明西来说》，并将它发表出来。现在按安特生的学说体系，中华文明史的进程已经非常完整了 ，他一个人就完成了我们文明追根溯源工作。
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这个学说一发表出来，社会冲击力有多大。
一方面，有部分国人由于对中国落后现状的绝望，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对抗我们原始的中央大国思想，对西来说完全接受并借此抨击清朝的封建残余。
但更多的是对中国人民族感情产生巨大冲击，中国历史学家的反对意见。学术界很多人跳出来反对，就认为中华文明的特色和西方差别太大了，绝不可能是西方传入的。 但是当时呢，拿不出证据啊。人家有考古发掘的实物，而你手上没有。法官判案子都靠证据，对不对？
你怎么反对呢，那只有通过地下的证据来反对，所以说当时很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希望通过地下的发掘，来寻找中华文明的起源，用实物证据打败安徒生的这个《中华文化西来说 》。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科学手段来验证仰韶文化的存续时间，像今天我们可以通过碳14、热释光等等技术手段来测定我们考古学文化的时间，仰韶文化目前的研究结果，时间跨度是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所以说中华文化西来说，今天已经是不能成立了。
最后我们来对安特生先生呢，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在新中国呢，曾经对安特生先生评价比较负面，称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认为他对中国古代文物进行了大量的掠夺，但今天学术界，重新对他有一个认识，评价比较正面。
安特生先生的贡献，使得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了考古的一个重要性，尤其是引导了田野考古在中国的开端。
安特生先生的一些考古文章作品，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国学者，使很多人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
安特生的发掘方法，是按地质学的方法进行的，虽然和后来的考古学发掘方法比，还比较原始，但它是科学考古的开端。
安特生发掘出的仰韶文物，他也根据和中国政府的协议，分成两部分，就是一分为二，一部分带到瑞典，另外一部分呢，归还中国政府。（抗战前一共归还了7批，可惜由于抗战原因，绝大部分已经不知下落）而且确实我们在国内也发现了有归还的一小部分。安特生也由于在中国的考古成就，被瑞典皇家任命为远东博物馆馆长。安徒生带到瑞典的仰韶文化文物，现在就陈列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博物馆里，大家到瑞典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这个民族，当她在历史上需要英雄的时候，总会有她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
在中国田野考古学需要有人凿破鸿蒙，断鳌立极之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而中国考古学也因此成就了他。
这就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这位就是李济先生。
李济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固然与他个人的爱好、志向有关，但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也必不可少。
李济年轻时就对探寻古迹、墓葬感兴趣，青年时代聪慧好学，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5年里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专业其实跟考古学还是有非常大的距离的。但我相信，他在留学期间一定攻读了很多有关田野考古的书籍，从他以后的发掘工作看，采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专业的考古手法，这为他的考古人生转折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概括李济的科学态度：
多年以后，李济在台大讲授考古学，他问学生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找出一颗小球”，学生们的答案五花八门，等了一阵，李济慢条斯理的说：“在草坪上，画上一条条的平行直线，然后顺着线一条一条的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
这其实就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现在当我在电视上每次看到考古人员用手铲一点点的刮泥的时候，就会想起李济的这段话。
李济于1923年回国，担任南开大学的教授。这时河南新郑发生了一件轰动国内的盗墓案件。由于天旱，一位乡绅在打井时意外打到了一个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大家开始疯狂盗掘转卖。这事爆出以后，当时的河南军政府很快介入，将一部分文物保护下来（这其中就有后来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莲鹤方壶），这就是著名的李家楼郑公大墓事件。
这时刚回国的李济听说这件事，就赶到现场，想用他积累的知识进行一些考古工作。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的信息已经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巨大的盗坑。失望之余，他还是参与了李家楼大墓文物的部分整理工作，并在此后出版了相关英文论述《新郑的骨》。没想到，这次毫无收获的河南之行不久就让他获得了一个真正的考古发掘机会。
这就是莲鹤方壶，造壶上的物象虽然繁多，但却杂而不乱，最可贵的是壶顶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该壶有一对，现一只藏北京故宫、一只藏河南博物院。1949年，本已打包运往台湾，却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没上飞机，被发现在机场的一个木箱中，现为国宝级文物。
李济的河南之行无功而返，却让他收获了田野考古的声名。回到南开后不久，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约讲师”。可以说那时的清华就已经人才济济，精英毕集。
不久，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主动寻求他合作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具体协议已经不可考，大致是美方出资金，李济进行田野工作，发掘文物归中方，研究成果归美方。但协议中有李济最看重的就是调查、发掘地点都由李济决定，他拥有学术上的充分自由度。于是他愉快的接受了这一份工作，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古生涯。
李济选择的发掘地点是山西夏县西阴村。该地点是他和地质调查所（就是安特生的那个）袁福礼联合调查过之后，选定的地点。
从后来披露的一些文件看，他选择这个地点应该有他的考虑：
1、传说中山西南部是尧舜禹的活动范围，此地很可能找到古史中的相关遗址。
2、夏县是传说中夏王朝的王都中心。
3、山西的地方长官阎锡山当时的地方治安从全国来说是比较安定的，而且也给与了他们必要的协助。
从这一点看，李济的考古目标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考古发掘，为历史研究服务，构建中国可信的历史，这也是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的历史使命。
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国家主导的考古发掘，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时同在清华的梁启超就给他在美国读考古学的公子梁思永（这位大师我们以后会详细说）去信，兴奋的提到李济的工作，勉励梁思永好好读书，中国考古学前途不可限量，望他早日读成归来，加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这次发掘自1926年10月15日开始，直到当年12月初结束，持续时间约两个月。李济在中国第一次使用了探方的方法来进行考古挖掘。同时，注意每一出土物的层位关系，进行详实的记录。这些工作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安特生的仰韶发掘，而且也奠定了中国考古发掘最初的规范基准，这些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西阴村是仰韶时代的遗存，主要出土物为仰韶时代的陶片、石器等，但其中最著名的发现是出土了半个蚕茧。这半个蚕茧至今仍然是考古界最有争议的文物之一，一部分人认为仰韶时代有机物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而另一部分人认为李济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应该可信。所以这至今也成了一个悬案。
李济将发掘出的文物带回清华，给全体师生做了一个展览。恐怕这就是现在清华大学博物馆的前身。
此时，李济已经从一个人类学家转变为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而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悄然而至了。
这就是那半个蚕茧，图片来自网上。这真伪，我也无法判别。
西阴村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被旅游开发。
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明朗，南京政府取代北京的北洋政府走进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央基本已成定局。
这时蔡元培先生被南京政府任命，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他建立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下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这位傅斯年，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顾颉刚室友，他本人也大大有名，是54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受胡适影响，反对“过急”运动，回到书斋，成为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这次出任史语所所长，也是非常的胜任。
史语所下设考古组，主任的人选，傅斯年立刻就想到了李济。
往往学术研究是受社会发展各方面影响的，李济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自此，在国家主导下，中国考古迅速成长起来，开花结果，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自史语所开始的殷墟考古，至今已经九十多年，殷墟成为中国考古的圣地，中国考古的摇篮和黄埔军校。
考古界的史语所传统，也成为了中国考古人一生的信条。
我们本帖所记叙中国考古学的恢弘篇章，现在，才是打开它的第一页。
什么是史语所传统？
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我摘录傅斯年先生的一段话借此说明：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就是中国考古人几十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工作信条。
我之所以一个字一个字的把这些话打下来，就是觉得现在网上很多人，要不盲目自大，中华文明天下第一，贬低别的古文明。要不就是看低自己的文明，盲目崇洋媚外，为什么不能从材料（证据）出发，来获得你的结论呢？
傅斯年的言行一直影响到了现在，它甚至保护了大量的考古工作者。
当年做过他的秘书的夏鼐先生，后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他对考古工作、考古报告的要求详细描述现象，而不做或少做结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政治上的干扰。使得考古工作在整个文革中受到冲击也是最小的，七零年开始，我们国家恢复的最早的最快学科也是考古学。
在夏鼐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史语所传统。
当然，考古报告也变得非常乏味，普通人是很难有兴趣一路读下来的。
在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指导下，刚成立的史语所考古组准备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找东西了，地点选择在哪好呢？
这时候，傅斯年的好友，被他刚招入麾下的董作宾先生给他提议，去发掘安阳小屯。
1928年夏，董作宾曾去安阳考察，发现当地村民在殷墟挖掘并出卖甲骨，他认为说明安阳的地下还有甲骨，因此到了史语所工作后，他即向傅斯年建议，由中央研究院主持进行系统发掘。
这个建议很快被傅斯年采纳了。
我想这个原因是非常直接的：
1、史语所是研究语音的，目前甲骨文是古汉语，正需要第一手的资料研究；
2、当时世面上的甲骨文都不是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因为利益驱使，有大量的伪造。而康有为等相当一部分人还一直认为甲骨文是伪刻，甲骨文的真伪还需要直接证据；
3、甲骨文被盗掘严重，迫切国家出面进行抢救性发掘。
所以，当年10月，董作宾就被派往安阳，主导了第一次殷墟考古发掘。由于这是中国国家政府层面组织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所以，学界都把1928年10月，殷墟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李济先生没有去主持?因为1928年冬。李济才接到傅斯年对他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邀请，所以他还没赶上这一次发掘。
董作宾是北大的史学硕士，之前也未做过考古工作，所以他主导的殷墟第一次发掘有点给人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具体到行动上，他找到一块地方，带领一批民工就开始挖，如果找到甲骨就收藏起来，其他的陶片、石器或其他遗存一概不要。。。。。。这个和盗墓有点像
第一次的发掘结束，董作宾找到约400块甲骨，他觉得花费史语所这么多人力物力而收获太少，因此有点悲观。傅斯年却回信称他自己“快愉无极”，以示鼓励。毕竟这是他的考古组手下第一次动手动脚找东西了。
但私下，估计傅斯年对此也是有点不满意的。傅斯年和李济有一个共识，“地下之知识，乃是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矣”。
而李济接受邀请出任考古组主任后，对董作宾的发掘做法颇有微词，并视他发掘所得的几百片甲骨为“无科学价值”之物，因为这些甲骨“地层紊乱”，无出土信息。
因此，李济在第二年春，很快接手了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可以说，这才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始。
李济赶到南阳，与主持第一次发掘的董作宾会面，双方一定有了一次非常坦诚的交流，但说了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可知了。
但这次会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此后由李济主持殷墟的发掘工作，发掘出的遗物，甲骨部分由董作宾负责整理、研究，其余遗物由李济负责。
这个分工发挥了李济和董作宾各自的优势，董作宾后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利用发掘出的甲骨写出《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等甲骨研究扛鼎之作，成为甲骨学分期的第一人，自己也跻身甲骨四堂之一。我想，如果让他继续主持他不擅长的田野考古，绝出不了这么多成就。
现在殷墟的发掘在李济的领导下开始有序、科学的进行了。本来，可能就会这样按部就班一年年的进行下去，然后不停的拿出科研成果来。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它一定会给你意外，只是不知道这个意外是惊吓还是惊喜。
大家知道，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南京政府对河南省还没有绝对的控制，当时在河南，还有一个河南省民族博物院的地方组织，他们也想组织起来挖掘殷墟，于是，在这多种因素作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夕，河南政府将李济他们驱逐了。
史语所的李济们，一下子无事可干了。
给赶出河南的李济们估计当年一定是愁眉苦恼的，工作正开展的红红火火，却突然被人浇了一头冷水，天下之大，到哪再能找到殷墟这么重要这么好的考古地点呢？
在傅斯年、李济彷徨无措，无所事事之余，1930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的吴金鼎先生，给他们带来一个信息。而这个当时并没有被当回事，依此信息后来做的发掘，也只是史语所用来填补殷墟考古空白期的一项次要工作，却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这一次，我们也会看到另一位考古史上的大师首次登上中国考古史的舞台。
所以说，下一秒发生的事，是你永远想不到的。
这位就是董作宾先生，他49年去了台湾。他写的甲骨文字的一些释读，通俗易懂，解释合理，很适合学习甲骨文用。
他也擅长篆刻、书法，经常用甲骨文书法写书法。
吴金鼎也是清华毕业，他在清华读书期间，就是李济的学生，就受到了李济影响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在1927年返回母校齐鲁大学任助教，常利用放寒暑假的机会，自己在山东到处跑，搞考古调查。
1928年他想去考察平陵汉代遗址，当时的道路都很不好，路往往就修在两个山崖中间，而且非常狭窄，在车上就能看到山崖上裸露的土层。结果在他路过济南在龙山镇以东武原河畔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时，发现两边的土层中夹杂着有非常多的陶片，于是他就地调查，发现了石器和黑陶等遗物，他觉得这个遗址有可能是一处新石器遗址。
30年，李济把他招到了史语所工作，他立刻就把他这几年在山东自己做的一些调查工作向傅斯年、李济做了汇报，其中就提到了龙山镇这个情况。
考古其实是离不开政治的，国家的稳定对科学研究太关键了。
就算到当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每个地方政府都想发掘自己地盘上的大墓，拉动地方旅游经济的发展。看看一个秦始皇兵马俑，给当地带来了多少利益？哪一个地方政府不眼红呢？好在，现在国家文物局并没有被这些地方政府左右，大量的王陵发掘请求到今天为止还是被坚决阻止了。
我们还是继续聊本帖的故事吧。
这就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黑陶杯。由于它在盘口部分薄至0.2毫米，一般在0.5毫米左右，通体漆黑发亮，有“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之美誉，也称为蛋壳陶。
它的制造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蛋壳陶均为细泥陶，陶土应为河湖沉积的细泥，经过淘洗，不含任何杂质，胎薄而且均匀，颜色单一纯正，制作上采用快轮轮制。
《国家宝藏》第二期，有山东博物馆参加，三件国宝竟然没有选蛋壳陶，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去博物馆看陶器的时候，怎样看大概一个陶器的早晚：
古人刚开始制造陶器的时候，烧造火候不够，一般是红陶。
以后使用陶窑了，温度达到1000度以上，如果通风良好，陶器完全氧化，可以烧出灰陶。
黑陶的烧造需要在烧造过程中加入大量柴草，封闭窑门与烟囱，产生大量碳素。有意让烟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这个工艺水平更高一点。
总体来说红-灰-黑，是陶器的早晚顺序。
城子崖发掘了二次，1931年10月再次发掘，这时，在哈佛读考古学的梁启超之子梁思永由美国回国，参加了1931年的发掘。他的到来，翻开了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才华横溢的梁思永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这位就是梁思永先生。
梁思永先生的父亲呢，就是著名的梁启超先生，他的大哥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嫂子呢就是林徽因女士了，这位女士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他还有个弟弟，是新中国火箭专家梁思礼，这三兄弟都是新中国的院士，挺有意思的是三兄弟一个管地上的建筑，一个管往地下挖，还有一个管炸掉。
梁启超先生自己是国学大家，自己的子女都是杰出的人才，可见家教传承真是非常重要。当年梁启超先生教育子女不要从政，而是专研科学，他的家教为国家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学习。
梁思永参加发掘工作一开始，就展现出他过人的才华。
在他来之前，考古发掘的做法是：首先在工作地开方，之后按照国外通用的地质学的方法，每20厘米进行一次揭露，然后记录这一层出土的遗物遗迹。这也是国外考古学当时通用的方法。
梁思永之前已经在东北地区做过一些发掘工作，对这个方法有了他自己独立的思考。因此，来到城子崖以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独到意见，我们简单介绍如下：
1、地质学中的地层学，是以各种自然堆积为研究对象研究地壳形成的历史，因为自然堆积在时间上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可以按均等的原则，等距离一层层的发掘；
2、考古地层学则主要以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为研究对象，而古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不同，同一时间造成的遗弃物厚度也不同，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地质学的等距离方法。
梁思永提出，必须按照根据“土质土色”区分不同堆积，按同一文化层来划分地层，进而按文化层揭露地表，每一文化层出土的文物、遗迹代表同一历史时期的遗物。
这是多么精彩、科学的考古方法，这个方法是当时世界上领先的考古学方法。
至此，中国考古学的两大支柱之一，考古地层学被梁思永先生创立，并一直沿用至今。
对那时才27岁梁思永先生，我们除了膜拜，实在无法表达钦佩之情。
考古地层学一经确立，就展现出它巨大的学术作用。梁思永先生使用这个工具，立刻获得了一个中国考古史上的标志性发现。
1931年，随着南京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大获全胜，殷墟发掘工作得以重启。梁思永先后主持了安阳后岗遗址的两次发掘，后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因为他的这个发现，以“后岗三叠层”的名义，永远载入了中国考古学史册。
说明一下：由于后面我们要谈的考古学专业知识会越来越多，我尽量以最简单的方法，把这些知识用通俗的语言先描述一下，希望看贴的人也稍微了解一下这些知识，不然这个帖子也很难进行下去。
考古地层学的地书知识：
我们说地下的遗迹压在地下，它是有先后顺序的，越早的遗迹，越压在下面，晚一点的遗迹，自然就更靠近地面一点，对不对？大概如下图：
现代地面
---------------------------------
晚期遗迹
---------------------------------
早期遗迹
---------------------------------
生土层
所以大地就像一本书一样，你可以一层层的打开它，就像翻一本书一样，只不过你先翻的，是离现在近的，越往下翻，历史越久远，直到翻到生土层，那里再也不会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
梁思永先生在发掘后岗的时候，他揭露出一个地层的文化层关系：
现代生活层
--------------------------------
小屯文化层（商文化）
---------------------------------
龙山文化层（黑陶文化）
---------------------------------
仰韶文化层（彩陶文化）
---------------------------------
生土层
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大家看懂了吗？后岗的文化层叠压关系，清楚说明了一个事实：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又早于商文化。彩陶文化早于黑陶文化，这让本帖前面所述安特生的西来说立刻破产了，安特生先生在后来读到这个发现之后，也承认了这个事实。
三叠层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今后在其他地方考古无论发现什么新文化，只要比较这些文化的层位关系，立刻就可以排出文化的早晚关系，从而建立起一系列的文化早晚关系。自1930年以来，我们今天获得的所有考古学文化排序成果，实际上就是来自这个后岗三叠层，它就相当于数学中的1+1=2。
再一次膜拜梁思永先生。
1934年，梁思永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这篇考古发掘报告，自此也成为中国考古人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的范本。
随着梁思永先生的名气日隆，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也让梁思永吃了一个亏。
当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Creel（顾立雅），来到安阳找到梁思永，希望和他合作写一部有关早期中国的书，拿到国际上发表。年少的梁思永立刻答应，将他在东北、安阳和
龙山的发掘成果合盘托出，并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和个人思考完全交给了顾立雅。但1936年出版的《中国之诞生》（The Birth of China）一书中，他只出现在致谢名单中，作者只剩下顾立雅一人。后者也凭此书担任了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职位，成为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
对此事史语所的同事们愤愤不平，以至于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在改革开放后，也坚决不同国外机构合作开展任何国内田野考古合作。当时的著名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为了能参加国内的考古发掘，不惜屈尊，愿意到考古所打工，也被夏所长断然拒绝。
这时的史语所在国内史学研究上可谓如日中天，殷墟、龙山的重大发现震惊世界，所内同志各种学术报告、各种书籍著作层出不穷，可以说一时间风光无限，人才荟萃，国内人人向往。
这下，可把一帮人急坏了，也可以说直接说嫉妒坏了。
事情还要从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政权之争说起。
在顾颉刚的古史辨横扫国内史学界，安特生的考古发掘充分证明了考古学的重大作用开始，当时国内的南京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教育界都筹备建立相关的考古史学研究机构。南京政府成立了史语所，北洋政府筹备成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
结果这个研究院生不逢时，1929年正式成立，1928年北洋政府就倒台了。于是，本来是国家级的一个研究机构，出生后立刻变成了一个地方机构，成了北洋政府的一个遗腹子。
但这个机构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活下来的关键在于北平研究院得到了主要来自法国经费资助，所以该院院长李石曾，史学研究所所长徐旭生都有法国的留学背景。研究院当时还是网罗了不少名人的，比如顾颉刚、白寿彝、容庚等。但在尴尬的地位下，考古发掘就很难做出耀眼的成就了，一晃成立3、4年过去了，徐旭生带领研究所唯一有点成绩的工作就是发掘了河北易县燕下都，离北京不远的地方。顺便说一句，这个遗址其实对春秋战国的历史研究还是比较重要的，好像现在国内各大高校的考古系上“三代考古”这门课都会讲到这个遗址。但就当时来说，比起史语所的考古发现，影响力小太多了。
徐旭生先生有点急了。
1933年春，徐旭生动身前往陕西，希望和陕西省联合，做考古发掘工作。在后人看来，这个目的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你史语所挖了殷都，那我肯定要挖一个和你差不多等级的地方，河南我暂时去不了，我就去陕西挖周朝的都城，最好是西周丰镐之前的都城。所以他后来是直奔宝鸡地区的几个县而去的。
可惜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徐旭生先生33年二月到西安，先后拜会杨虎城邵力子等首脑，与各部门商谈合作事宜，耽搁了1个多月，才达成合作意向。而等他4月出发，去做前期考古调查的时候，由于连年饥荒，人民离开故地逃荒，当地留下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而且盗匪横行，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在他不顾危险想去岐山（传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建都于岐），县长极力劝阻，说完全不能保障安全，只能作罢。这下，他的几个月陕西之行，除了和省政府达成合作意向外，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接近于零。
1934年2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的陕西考古会在西安成立。成立之后选择发掘地点，在几番权衡后，选择了宝鸡斗鸡台。
为什么选择宝鸡斗鸡台遗址呢？这还和民国三大盗宝枭雄之一的军阀党玉琨有关。党玉琨本来是盘踞在宝鸡凤翔的小军阀，有几千人的队伍。1928年，他勾结地方乡绅杨万顺动用几千民工对斗鸡台一带的秦汉古墓群进行了大量的盗掘。盗取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以西周夔纹铜禁最为著名和珍贵）。他把这些青铜器变卖和用于贿赂，借此扩充势力，最终激起民愤，被宋哲元带部队剿灭，但他获得的这些珍贵文物，大都下落不明。
陕西考古会选择在此发掘，不能不说也有寻宝的意味，这和徐旭生的寻找西周先王王都宗旨不能不说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徐旭生自己也没有兴趣参加这个发掘，而是排了一个刚毕业加入北平研究院的青年人负责，却不料，他这个举动，催生出一位新中国考古界后来公认的领军人物，考古奇才。
这件就是党玉琨盗掘的西周夔龙纹铜禁之一，其他几件已经遗失。推测宋哲元剿灭他之后，将此据为己有，偷偷送至自己在天津的公馆。据说解放后长期被家人用作放蜂窝煤器具，直到1968年捐献给天津博物馆，现为国宝级文物，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铜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yǒu）、尊等盛酒器皿的几案。
目前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三件。
这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铜禁，可以清楚看出铜禁的用途。
徐旭生派出的年轻人叫苏秉琦，1934年刚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进入考古界是一个偶然。
在毕业前夕，师大校长李蒸先生觉得他回河北老家做历史教员太浪费才能了，正巧徐炳昶（旭生）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于是就向徐旭生推荐。而更凑巧的是时任北平研究院院长的李石曾，与李蒸又一向关系密切。于是据说李蒸当时此事一说，徐旭生当场就满口答应说：“我将向院长禀报，几天后就可以来上班。”
我不了解李蒸、李石曾二位先生的生平，但仅将苏秉琦带入中国考古大门此一事，他二位就为我们国家立下了大功劳。
1934年4月至1937年6月，北平研究院对斗鸡台一共进行了三次发掘，其中苏秉琦是1934年9月加入发掘，完整参加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发掘工作。
这次发掘的结果，果然对历史研究收效甚微：一共发掘了82座有随葬品的墓葬，22座没有随葬品的墓葬，随葬品中，值钱的青铜器也不多，大多是陶器，估计参与各方对结果都没什么兴趣，由于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所以撰写发掘报告，变成一件很乏味的事情，这个任务，直接交给了毕业没多久，只有这次发掘经历的苏秉琦。